“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是清代杰出诗人黄景仁《杂感》中的名句，二百多年来，叩动着无数蹭蹬不遇，报国无门士子们的心弦。在黄仲则短暂又悲凉的人生中，他用千古伤心之语，来抒发、描写自己壮志难酬，穷愁潦倒的悲惨遭际。在吟咏之余，他操刀向石，片刻的成就与欢愉，使其苦闷寂寞的心灵得到了一丝慰藉。

　　黄景仁（1749-1783），字仲则、汉镛，号鹿菲子。喜唐代刘知几《史通》中“以两当一”之语，颜其斋为“两当轩”。阳湖（今江苏常州）人。亦为宋代四大书法家之一黄庭坚的后裔。幼年孤贫，却天资聪颖。十六岁应童子试，于三千人中拔得头筹。后为谋食，四处奔走。安徽学政朱筠爱才若渴，聘黄景仁为幕宾。至京城，入大学者王昶门下，充武英殿书签，加捐县丞，但未及补官，即被债家所逼，抱病离京西行，甫至山西运城，竟在贫病交迫中英年早逝。

　　黄景仁性格疏放，落落寡合，唯与同籍学者洪亮吉最为莫逆。诗学李白，旁涉岑参、李贺。他虽才华绝世，天生善感的诗人气质和愁苦的人生体验，铸就了他语语沉痛，字字心酸的诗风。像被传诵的“似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等诗句中，黄景仁将一位寒士寂寞忧愁、凄苦掩抑的情怀，描写得丝丝入微，生动感人，诗风自成一格。

　　乾隆时期考据之学盛行，波及彼时诗坛，以渊博的学识和典故为根柢，来体现学者们学术意识与精神的“学人之诗”成为主流。而黄景仁以性情为本，抒怀言志，吐抒心曲，创作了大量直观感性的“诗人之诗”，格外引人瞩目，被后人誉为：“乾隆六十年间，论诗者推为第一。”

　　除了好作幽苦之句，黄景仁也善书法，工篆刻。他曾为著名印章鉴赏家汪启淑创作过不少印章，多入编《飞鸿堂印谱》。汪氏也尊其为印人，评其印作“文秀中含苍劲”，并撰小传。综观黄景仁印作，与其在诗学上“诣前人所未造之地”的濯古出新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刻印多承清初风貌，白文仿汉，略显俗格，朱文在元人与清人之间，自刻印辑有《西蠡印稿》。当对其有知遇之恩的朱筠不幸病殁后，黄景仁特镌“笥河府君遗藏书画”元朱文印，遗存至今。此外黄景仁还能仿翻砂法铸造铜印，颇得汉人遗韵。

　　明末以降，文人多与印章有缘，捉石奏刀，似乎成了文士乃至书画家的必修课，至少是不可或缺的余兴和余技。诚然，篆刻作为一门独立而悠远的传统艺术，自有其自身之规律和技艺。满腹经纶的文士，显然具备着成为出色篆刻家的可能，然真正能以“篆刻”成功乃至成家者，代乏其人。因为真正意义上的篆刻家，应该具备古文字学、篆书书法、镌刻专业技法和古典文学等诸方面的综合修养，印作的艺术观赏性显得尤为重要。所以反观黄景仁之印，在艺术属性上存在不少欠缺，之所以印以名传，其大学者、大诗人的身份起到了增值加分的作用。黄景仁跨行篆刻的作品，其文物价值是远高于艺术价值的。此类“穿越”出彩的情况，古今皆有，而于今为烈，识者自会辨别个中的高下优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