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的新民晚报，在邻近外滩的北京东路圆明圆路上。工余之暇我们无处可去，总是以外滩公园为我们的“后花园”，到那里蹓达蹓达；散散心；或是坐在公园的长椅上看黄浦江的风景。即使到了上海解放战争打响的前夕，也没有改变这样的习惯。

　　1949年4月12日前后上海远郊已经传来隐隐约约的大炮声，如同春雷滚动，惊起候虫时鸟。老百姓都在悄声欢呼：“天亮快了，毛先生来了。”这些日子，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已经打完。解放大军4月14日渡江，23日南京解放。上海南面的杭州，二十天前就解放了，上海人盼啊盼啊，“如大旱之望云霓”，踮酸了脚趾头。

　　常到外滩公园长椅上谈话的是记者之一吴让能。我们合得来，有些体己话，在公园里可以敞开胸怀讲。他是报社女老板邓季惺先生的侄子，原在复旦大学读新闻系，因为参加学生运动，退学进了报社。我们生怕公园长椅的谈话引起旁人怀疑，往往以记者摄影为掩护，遮蔽人耳目。

　　我们那一年都只有二十五六，目空一切，喜欢“指点江山”纵论天下大势。现在回想起来，还真觉得可笑。“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知识分子多嘴，还自作多情。那时候我们就深怀杞忧，怕共产党管不好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怕进了上海这个“大染缸”会变色，怕暗藏的坏人捣乱破坏；怕糖衣炮弹、美女蛇、薄刀党荆棘满地，上海这个码头难打啊……

　　解放迄今，六十五个年头过去了。其间虽然弯路走了不少，还好，杞国的天没有倾覆，没有塌下；有共产党的长人顶住呢。

　　吴让能警敏、活泼、热情、豪爽，他在上海解放时期确实做了不少工作：除了做记者本职的采访写稿，还在报社团结职工，护厂，组织青年学习时事、政策，偷听新华广播，还参加上海学联和新闻出版界的地下斗争。他和社会上有广泛联系，常常带一些进步分子参加报社的舞会、扭秧歌、联欢会，十分活跃。自然，其间也有失误。有些事情是客观原因，甚至是人为因素造成的，错不一定在他，而在组织。1952年他被调往黄浦区委宣传部工作。1957年又为胡风鸣不平而“错划”，下放浦东农村劳教。摘帽后到黄浦区一所小学教书，当“猢狲王”十多年。粉碎“四人帮”后他恢复党籍，但恢复不了新闻工作，而是转入政法部门，在区检察院做党务工作。离休后社会生活还是不少，谈笑风生，豪情不减当年，八九十的老头，不显得老。

　　试举一桩小事为例：是五年前了，2009年8月17日，吴让能在电话里邀我去拍一部电视纪录片，片名叫《1949：接管大上海》。视频将以我们六十五年之前坐在外滩公园长椅上谈话的一个镜头作为片头。我说，“不，不，不可以。接管大上海这样的历史事件，怎么能以我们做纪录片片头？接管大上海的是解放军，是陈毅、粟裕、潘汉年他们，可不是我们。”

　　摄制组的人解释：这个纪录片是以拍一般的平民百姓活动为主，亲身经历者都是老年人，不是“官式”的革命文献纪录片。次日一早，天没有大亮就到了“外景地”东方明珠塔下的滨江大道。我们二人先在导演和摄像师指点下到镜头前推演了两遍，就进入戏中。

　　面对隔江的外滩景物，我确实有些触景生情。回首当年旧事，感慨系之。时间过得真快，它一如黄浦江的波涛，正在我们眼前滚滚奔流而去。逝者如斯夫，我们原来都这么老了！

　　纪录片的这组镜头，是导演受到我们当年一张老照片的启发。照片只有一寸大小，早已泛黄褪色，人影模糊。我用浆糊粘在照相簿上，临近上海解放的日子，坐在外滩公园的长椅上“指点江山”的情景，我们想象未来，憧憬梦境似的新生活、就要到来的社会主义新社会，那一定是充满光明的、民主富强、自由平等的文明国家。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恐怖，也没有战争。我们中国人渴望一百多年的好光景就要降临了。

　　纪录片的一组镜头大约只花了半个小时就摄制完成，我们的角色上台不过几分钟。

　　至于上文所说的《1949：接管大上海》纪录片，原是市委党史研究室和SMG电视新闻中心合摄的建国60周年的“文化盛宴”的一部分：六部纪录片系列中的一个开篇。受访者的对象，平均年龄84岁。当年9月28日和10月1日先后在新闻综合频道和纪实频道播出。视频首先出现了那张历尽沧桑的外滩公园长椅，好像青埂峰，那块石头，那上面留下多少上海的悲欢离合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