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地风云变幻的上世纪二十年代末，郁达夫就挟着正茂风华来到上海。他曾在上海静安寺附近住过，这一带是我常年上班的必经之地，如果真的有可供追寻的时间隧道，一定能够看到我已经踩上了他的几个脚印。

　　数日前怀着虔诚去了郁达夫的家乡富阳。这是我第二次造访，第一次在25年之前，那是上海作家协会组织的“创作笔会”，住处离他故居十余里地。一日中午，我借了一辆“老坦克”，冒着酷暑，吱吱呀呀地骑到了富春江畔富阳城中。当时的达夫弄1号，院墙斑驳，尚无“郁达夫故居”标识，门外广场上也没有这尊郁达夫雕像。如今的郁达夫故居已修缮一新。这个变化，表明人们心中的纪念树长高了。

　　我不由从他的名字生出联想：时下流行“达人”称谓，郁达夫不就是那个年代一位琴心剑胆、活力四射的达人吗？

　　同心相应，同气相求。郁达夫敬重鲁迅。他对鲁迅的健康非常关心，曾与许广平私下里计议，不要让他喝“五加皮”，还是喝绍兴黄酒为好。返居浙江后，每每去上海，再忙也要前往探望。有时候，为了消除鲁迅与一些亲友之间发生的误会，他会特地去上海斡旋调停。鲁迅离开厦大后，达夫多次向当时的朋友厦门市长建议把厦大门前的大道命名为“鲁迅路”，终因厦门也不幸沦陷等缘故，未能如愿。郁达夫始终认为鲁迅是爱憎分明的正人君子，这与鲁迅身后那些抛开当时社情背景，缺少全局视觉而一味吹毛求疵，对其妄加贬责之人，迥然不同。也难怪呀！他和鲁迅在同一条战壕里已然达成了休戚与共。“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联句众所周知，其实那是从鲁迅写给郁达夫的一首诗中来的——此乃他们共同的为人准则。

　　郁达夫视怯懦“附逆”之流为不齿，认为这种人“实在是中国人千古洗不掉的羞耻”。他几乎是在给“文人”下定义：“‘文人无行’是中国惯说的口头语。我以为无行的就不是文人，能说‘失节事大，饿死事小’这话而实际做到的人，才是真正的文人。”这，就是他在国难当头的环境下表现出的民族气节！

　　身为当时“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研究部主任的郁达夫，曾亲赴台儿庄劳军。在台儿庄前线，他向将士做了激情演讲，短短半个月写了20多篇带着战地硝烟、近乎呐喊的通讯……

　　这回一起去富阳的还有许多爱好散文的同道，多数人认为散文必须讲求真实，也有相左之见，似有讲讲自己看法之必要。散文一般比较短小，有人以“半朵海棠说人情”相喻。郁达夫以剖白式的风格开创了我国现代文学史自传体白话小说的先河，名满天下，而他的散文同样匠心独运，精美如锦。他对浙江尤其是富阳爱之有加，写了桐君山、花坞、西溪、富春江、钓鱼台，还写了童年的梦。每篇皆真实可掬，寄情传神。笔者中学时代就读过他的散文《过富春江》，一个“过”字统领全篇，使得文章动感十足，一如富春江的流淌不息，而展露的是作者的心灵世界，抑扬起伏，余韵袅袅，至今记忆犹新。问渠哪得清如许，拿他的话来表——“我们的真情不死……”换言之，散文贵在一个“真”字，写真人真事，抒自我真情。倘若压根儿就是虚构杜撰的篇什，那就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意义的散文，而是别的东西。

　　再赘一语，贴着真事儿来点联想是可以的，无病呻吟则是不足取的。散文怎么写？郁达夫为我们提供了范本。

　　“从文人到战士”的郁达夫为人随和，在文章上不与同道争甲乙，然而在爱国这个关键点上却从来不含糊，不甘后人，遂以无悔的担当点亮了有限生命之光。

　　抗日战争胜利至今即将70周年。我仍然经常从静安寺一带路过，依稀似见富阳之子的身影，犹闻他急促的脚步声。古刹禅意悠悠，有晨钟暮鼓为不再受欺凌的中国祈福。达夫，你可听到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