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2年出生的，中学谓之七九届。这班学生没什么大特点，唯一可以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人多，二三只生肖在这一届里碰头；人多，容易出事，所谓“聚众滋事”，就是这个意思。因此，调皮捣蛋者颇不寂寞。

　　也许是老师怕家长们忙于“抓革命促生产”，无暇管教这批极易惹祸的“小爷叔”，便想出一个“毒招”———办“小小班”。具体是，把邻近的一拨人招集起来，选择住房比较宽敞的一个学生的家做办班点。那时大家的住房都很紧张，于是乎天井、弄堂、人行道旁等都成了理想的地方。大多数的情形是，“东家”只需出一块大洗衣板做桌面，凳子一律由成员自备；个别慷慨的家长居然搬出红木八仙桌和鸭蛋形圆凳供我们开“小小班”用。此举在现在可视为豪举，那时却并不稀奇。当初路上所见背书包挟板凳的小学生，十九是去开“小小班”的，一时蔚为大观。

　　还好，我那时参加的“小小班”，是在同学家住的石库门里。这个石库门建筑群叫同龢里，原在南京西路688弄，现已拆除。它的西边是大名鼎鼎的南京西路旧货商店（后改上海友谊商店古玩分店，一度还改成上海集邮公司）。大概建于1929年左右。它比一般老式石库门的配置要高一些，比如有抽水马桶，甚至还有浴缸。标准的石库门，除了有前后厢房、客堂、灶披间等，还有一个标志性的设计，这就是天井。天井有大有小，但一定与石库门的体量相匹配。同龢里的天井还算比较大。天井是公用部位，住家们往往会把家里一些杂物放在天井里，以释放拥挤的住房空间。可能住家素质都比较高吧，我同学住的石库门格外的干净，所以显得宽敞；再加上天井四周墙檐高耸，任何时候，天井里几乎都会落下一块“阴影”，可以蔽日，用来开“小小班”正合适。我知道的情况是，同龢里把南京西路和凤阳路贯通，每天过往者川流不息。同学的家长怕自己的孩子放在马路边、弄堂里集中学习，可能被汽车、自行车或各种穿弄堂冒失鬼撞到，不安全，主动要求把“小小班”搬到自己家的天井里。

　　“小小班”的内容，大抵不过是做做作业、练练毛笔、背背课文、默默生字、读读报纸、学学“老三篇”而已。老师很懂“资源配置”，深知学生都是左邻右舍，凑在一起定不安分，所以从不忘记“不远万里”调一个成绩好、守纪律、肯死心塌地为自己做“卧底”的“小辫子”，安插在那些心眼活的“光郎头”当中。当然，我们也不是好惹的，对“小辫子”先实施收买政策，或好言相向，或赠送文具，或借给“小书”二三；若失效，则一次又一次地说些阴阳怪气的话，指桑骂槐，弄得她孤立无援，顾影自怜，反过来讨好我们。目的达到，“小小班”往往只开刻把钟，便转入“四国大战”。为了堵“小辫子”的嘴，我们给做个“公证人”拖她下水。那时的小学老师真是卖力，常常顶着烈日，汗流浃背，一个个弄堂、一个个点地检查过来，有时还搞“突然袭击”。对此我等亦有办法，当老师检查到前一条弄堂、前一个点时，马上会有人前来报信。报信人通常是同学的弟弟妹妹或阿奶阿爷。当初同龢里弄堂口，有一家很小的烟纸店，就是我的一个同学的祖母开的。老太太自然也是通风报信的积极参与者。等老师“驾到”，这边厢早已“叽哩呱啦”背开了“老三篇”。老师见状，连声道“好”，此时我们把书背得愈发响亮，而心里却禁不住暗好笑。

　　俟电影《向阳院的故事》开映，“小小班”即被提升为“向阳院”，那已是另外一回事了。

　　十日谈

　　石库门风情

　　明日向你讲述一尊孔雀蓝釉弥勒佛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