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中学时的英文课，除了周老师和一位华师大来的实习生葛老师来短暂地代过课外，都是张根荣老师教的，从他身上得益也最多。

　　那时候华师大二附中正好英文和语文课都在搞教改。我们小学里学的，都是像“This is a tractor”（这是一辆拖拉机）“That is a red flag”（那是一面红旗）这样的英文，基本上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中学里的教材，和当时宣传“四化”的气氛相适应，多是讲爱因斯坦、居里夫人这样的科学家的励志事迹的，用处也不大。

　　张老师（当然还有二附中英语教研组的其他老师）这时开始教我们《新概念英语》。第一册里都是实用的对话，所有课文都要背诵。第一课的课文，我迄今还记得很清楚。

　　“对不起！”“什么事？”“这是你的手提包吗？”“你说什么？”“这是你的手提包吗？”“对的。太感谢了。”

　　张老师那时上课会提个巨大的老式录音机，来给我们听录音。那种老式录音机很笨重，用的还是那种一卷一卷的磁带。放出来的课文的声音特别慢，听起来略微有些奇怪。不知是读课文的英国人怕初学者听不懂，所以念得慢，还是老化的录音机已经卷不动磁带，所以放得慢。但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这种设备是很先进的了，反正我是在张老师的课上第一次见到了录音机，所以，心里觉得他的课特别高技术。

　　（二）

　　还有不那么高技术的，那就是抄在小黑板上的语法练习。自己现在也教了多年的英文，知道语法这东西，单靠讲几条语法规则，学生是无法掌握的，只能靠反复练习。

　　张老师在那时候，就给我们做了大量的语法练习。因为在黑板上来不及写，写了也会给后面上课的老师擦掉，所以他就用粉笔抄在几张小黑板上，上课时在大黑板上一挂，让我们当堂回答，下了课又可以拿到别的班级去用了。

　　当时学校里七点二十分就开始早自习了。在这之前有时我会在校园晨读，常常会看见张老师拎着个包，半低着头沉思着，一边迈着迅疾的步伐，来上班了。早自习开始的时候，他常常就会来给我们做他的语法练习了。感谢他的那些语法练习，我在中学里就把英语语法里那些比较“搞”的，比如什么过去完成时啦，虚拟语气啦，过去时的虚拟语气和将来时的虚拟语气啦，弄得清清楚楚，大学里就没有在这上面再花过心思。

　　第一次见到英美人，也是在张老师的课上。他在母校华师大认识了一男一女两个老外，就带来课上跟我们见面，我们每个人可以问他们一个问题。当时还是“文革”结束后不久，大家都没怎么见过老外，更不用说近距离跟他们说话了，非常紧张。当时我问了什么记不清了，可能是问他们对上海的印象，声音肯定轻得像蚊子叫，他们的回答似乎也是很外交式的。

　　他当时应该还只有二十多岁，属于“文革”末期的工农兵大学生。虽然很年轻，可是没有一点火气，待学生很和蔼，总是微笑，不记得他有发火和责骂学生的时候。

　　他当时也应该已经结婚了，可从来没提起过，可是现在想来，他早出晚归，牺牲了多少陪妻子的时间，来跟我们这些学生在一起啊！

　　后来听说他患过肝炎，身体不好。这么繁重的工作，对他身体的压力肯定很大吧。

　　那时候的老师一般不跟学生讲自己的私事的，关于他的一些信息，我也是道听途说而来。

　　（三）

　　高考成绩公布了，我是那年上海市外语类的第一名。其实我从未想过要考第一名，也从未期望自己会考第一名。对应试教育我实在是厌恶透顶，我想的只是不管怎样能考进一所好一点的大学罢了。

　　得知我的成绩张老师很高兴，让我去找他吃一次饭，我就去了。他的家在师大一村，房子小也很简陋，不过在1984年的时候，大家都住得很简陋。说什么记不得了，只记得我们拿了搪瓷大碗，到华师大食堂去吃了简单的一餐。

　　这之后就很少联系，想来我也是个很不知感恩的学生吧。

　　在他去世前不久，有过一次偶遇。忘记了是在嘉定的秋霞圃还是南翔的古猗园，我和太太去那里玩，居然在那里遇见了张老师和他的太太。当时我已三十出头，张老师已四十多了吧。

　　他坐在假山石上，依然是微笑，看上去仍是教我们那时候的样子，没什么大变。他只是说自己近期身体不太好，在休息，没有上课，但还在指导一个学生的课外英语兴趣小组。问我有没有认识的老外，可以介绍去给他们上上课。碰巧我那时有个叫Alex的朋友，跟我说他想去学校做做义工，我就说会让Alex跟他联系。当时一点也没看出他已病重。

　　把Alex介绍给他后，Alex还真去上了半年一年的课，每周末都去。有一天Alex突然对我说，“告诉你个很不好的消息，你的老师去世了。”真是难以形容我当时感到的震惊。

　　对于张老师，我有的只是感念，同时又觉得自己对他的回报太少了。可是如果说他期待我们对他的回报，那就是看低他了。他所想的，也就是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的工作，教好自己的学生罢了。对我们的期望，无非也就是我们尽好自己的本分，做好自己的事情罢了。

　　想念张老师，想念他那台沉重的老式录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