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中共中央得悉重庆、南京和上海等地情况后，周恩来打电报向蒋介石提出抗议。周恩来还打电报给董必武、王炳南，要他们在上海、南京分别询问吴国桢、宋子文等人。

　　3月1日，董必武找上海市长吴国桢，吴国桢不肯会见，又找宣铁吾。董必武痛斥：我们中共代表团是你们的政府请来谈判的，你为什么下令包围我们。宣铁吾支支吾吾。董必武对他说：我将立即离开上海去南京，联络处其他人员随后离沪，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宣铁吾无可奈何地答应了。董必武还在联络处四楼对全体人员作了一次报告。他分析形势，对前途作了三种估计：第一种，是把我们送回延安；第二种，是把我们软禁，或关进集中营；第三种，把我们的人一个个抓走，分而治之，使彼此不知死活。他嘱咐要作最坏的打算，准备进集中营。当场还给每个人发了两把牙刷、一支牙膏、两件衬衫、一双布鞋，准备坐牢时用。

　　国民党当局逼着中共代表团撤回延安的消息在上海传开后，群情激愤，还有很多记者赶来采访，但都被特务挡了回去。马寅初、柳亚子闯进联络处拜访董必武，特务威胁说：“你们进去就出不来了。”马寅初愤怒地说：“蒋介石把我关那么长时间，无非是再把我关起来，我不怕这一套，我是非进去不可的。”特务只得让他进去了。他们要离开时，特务又刁难。柳亚子说：“我是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你们有什么资格限制我的行动。”特务不得不放他们走。中外记者采访，都被特务挡在门外，董必武就叫中共代表团新闻发言人陈家康打开窗户，在二楼阳台上和围在门外的记者和民众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让更多的人了解真相。3月2日，董必武离上海去南京。

　　■ “再见之期，当在不远”

　　董必武在南京分别找了张治中、邵力子、宋子文和陈诚，还看了司徒雷登，当面谴责国民党关死和谈大门，监禁中共人员的暴行，并提出：上海联络处的人员不到南京，我就不走。

　　董必武走后，上海联络处只剩下钱之光、刘昂等十三人。钱之光已组织人员把藏在墙壁里的黄金取出，装进新制的布马甲夹层中。3月5日，国民党上海当局派来大批便衣警察押送，从马斯南路到北火车站所经过的街道，都戒备森严。联络处人员当天下午就到了南京。

　　3月7日，四架美国飞机送中共代表团回延安。国民党当局代表张治中、邵力子，民盟代表罗隆基等前来送行。在飞机场，董必武发表了书面谈话，内称：“十年来从未断的国共关系，从此断矣！”“目前虽战火蔓延，中国共产党仍一本初衷，竭力为和平民主奋斗到底！”并指出：国民党反动派“终必失败，好战分子将自食其果”。董必武将登临飞机时，招手对送行的人说：“再见之期，当在不远。”他的预言后来被验中。两年后，张治中、邵力子作为国民党南京政府代表，前往北平作和平谈判，最后还参加了新政协。（盛巽昌）

　　秘密党员金山

　　上海解放前夕，与杜月笙有师徒关系的金山，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奉中共中央之命，为争取杜月笙，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 金山其人

　　金山，原名赵默，1922年到上海，1931年入上海税警警官学校，1932年二十一岁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隐蔽战线上的职业革命者，直接接受周恩来、潘汉年的领导。金山具有演员天赋，他加入了反帝大同盟和上海左翼剧联，和赵丹等朋友创建了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演出过话剧《娜拉》和《钦差大臣》。1937年金山主演电影《夜半歌声》，又以宋丹萍一角名噪一时，被誉为影剧两界的大明星。抗战期间，金山在大后方的重庆颇为活跃，组建了中国救亡剧团，因主演《屈原》与扮演婵娟的张瑞芳相恋、结婚。张瑞芳也是由周恩来单线联系的秘密党员。

　　■ 参加和平代表团

　　当时避难重庆的杜月笙对金山青睐有加，主动提出收金山为他的弟子。金山和张瑞芳的婚礼，杜月笙还自告奋勇前来当证婚人。在得到党组织的同意后，金山开始与杜月笙密切来往，搜集情报，并争取杜月笙对抗战文艺活动的支持。但金山始终未曾暴露自己的特殊身份。1949年初，南京政府李宗仁求和，先派出以章士钊、邵力子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赴北平谈判南北通航、通邮事宜。时任全国航业工业理事长的杜月笙，特派他的关门弟子，曾以接收大员出任东北长春电影制片厂厂长的金山，以随员陪同前往。

　　在西柏坡，金山接受毛泽东委托将有关国共两党谈判的亲笔信转交给李宗仁。同年4月，由李宗仁圈定的张治中等组成的和平谈判代表团赴北平谈判，金山被特聘为顾问。谈判期间，白天他同国民党代表团一起研究谈判提纲，或听取李宗仁的指令，审定谈判对策，晚上则向李克农汇报，使中共代表团处处操纵着谈判桌上的主动权。后来李宗仁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张治中等留在北平，方才知道金山竟是中共党员。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方面千方百计促动杜月笙去台湾，1949年4月10日，蒋介石还在上海召见杜月笙，要他去台湾。另据笔者浏览的一份原始电文，1949年2月1日，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来电，通过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要求滞留上海的著名银行家陈光甫、李铭和杜月笙赴台湾。从电文看，至少传递出三点信息，一是陈诚与他们素无来往，他的出面邀请，想必是蒋介石的授意；二是电文透露出的信息，陈诚曾几次三番地敦劝他们去台湾，语带威胁之意；三是杜月笙的地位已经与陈光甫、李铭等大银行家平起平坐，成为名副其实的金融界领袖人物了。面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方面的拉拢，杜月笙以不变应万变，虚与委蛇。

　　■ 争取杜月笙

　　为努力使面临解放的上海社会不乱，城市不遭受破坏，中共方面通过各种关系影响杜月笙的选择，黄炎培、章士钊、盛丕华都带着使命与他进行接洽和试探。金山作为地下党员和杜的弟子的双重身份，无疑起了特殊的作用，做了许多工作。但因为地下工作的特点，留存下来的文献见证极少，笔者所见194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致函叶剑英、李克农，希望通过金山争取杜月笙的电报，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主要内容是：“望告金山，对杜月笙的方针，就是要他努力使上海不乱，保护上海所有船只、民航飞机、工厂、银行、公司、商店不受损失，不使南遣，等待人民解放军前往接收。杜月笙果能这样做，不仅中共可以与之合作，上海人民亦将宽恕他的既往。杜月笙这次主张通航，就是为人民办了一件有利的事。这一切，都可明告杜月笙，就说是叶参谋长（叶剑英时任中国人解放军参谋长，参与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在北平的谈判）向金山说的。”

　　这份新发现的档案，可以佐证金山的确是受中共高级领导人的指示进行地下活动的。可以想象，办事精细干练的金山，对杜月笙的去向和态度必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49年4月27日，杜月笙拒绝蒋介石的再三拉拢，悄悄地坐船逃亡香港，后来又在香港多次与中共人员联系接洽，表示“在尽可能范围内多为人民服务”，关照在上海的门生服从人民政府的法令，安分守己，报效国家。1951年8月16日杜月笙在香港病逝后，上海有关报纸刊登了讣告，这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年代是不同寻常的信号。 （邢建榕）

　　（摘自《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诞生地的红色记忆》上海故事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14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