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我的生息之地,十岁之前,我没有去过外埠,把对世界模糊的爱全部落定在这里,我喜欢附近的复兴公园,钟情于淮海路一条长街上的食品店和书店,也喜欢徒步穿过新城隍庙,步行到达大光明电影院。

　　有时出门也坐吊着小辫子的有轨电车，叮叮当当,不慌不忙地朝前。雨天的时候，傍晚的时候,坐有轨电车的话,会恍恍惚惚,似梦非梦,仿佛漂浮在海浪之上。当时还有一种公共汽车，车顶加装了一个大大的黑色胶皮囊，鼓出很大一个包，据说是沼气汽车，供沼气的包，远看像上体育课的软垫，也许沼气包很重, 拐弯的时候车子像一条受伤的大蛇，会有一番扭捏而惊险的盘旋。

　　母亲出生在上海, 说一口纯正的上海话，她跟父亲聊天, 语句里会冒出“阿拉上海哪能?”之类的话。父亲来自外乡，在沂蒙山下长大的他跟随新四军转战南下，结识了母亲后才决定留下,入上海户籍。

　　父亲是一家之主,但他的外乡习性并未影响这个家的主流。

　　母亲主持家政,家里雕花的三门大橱,五斗橱，茶几，三五牌台钟，景德镇餐具全部按她的喜好购置，窗前的帘子，床上的床幔也是素色小花的,透出一股洋气的审美和趣味,一看就是上海派。

　　外婆统管全家“舌尖上的事”。她年轻时跟随从事船业的外公来上海,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外婆在上海居住数十年,说话仍是标准的“宁波音”,来往的朋友是宁波人,天天做的菜,备的点心也是宁式的，像长了一颗宁波心。

　　这个家的饮食更不属于北方。外婆做菜喜好放咸菜，各种笋，还有海里和河里的鱼和虾，也包括蛏子、蛤蜊、黄蚬等贝类，父亲不喜欢这一口，也许觉得吃鱼要吐刺，吃虾要吐壳，有点缺少军人气概。他偏爱面食和肉类，如果把两者配起来的话，更合他心意。过年过节，他动手包饺子,连饭带菜都有了，有时他下面条,盛一大腕，倒上辣椒油，在热气腾腾的面里捂几块大肉。 

　　母亲爱和父亲开玩笑,笑他的外地口音、他的土、他的节俭，但为了父亲，她学会了蒸包子，父亲开心地抓过一个,咬开一点,在包子里填进两只从全国土产商店买的腌辣椒，说:“不错，沂蒙山的味道。” 

　　我不像父亲,会饶有兴致地吃鱼、剥虾，为了享用长在水里的鲜美之物,能在饭桌上慢悠悠吃很久。父亲说我像猫，还说：“真想带你回家乡，那儿的小米煎饼,茴香水饺,炸萝卜丸子,小鸡炖茄子养心,养胃,一辈子都怀念呢。”

　　我记住了那一溜菜名,同时有一个名词进入心灵：家乡，那未谋面，却时刻与我有关联的地方,让我浮想联翩:人来自何方，为何漂泊，漂向何方之类的，有时顺着它想，灵魂也要出窍了。

　　地域的关系,家里麻烦不断:外婆听不懂普通话,爸爸听不懂宁波话，他们交流像是上演滑稽戏,要费力猜对方的话。猜中了还好，有时相互比划,猜得牛头不对马嘴,只好找我或妈妈当“翻译”。幸好他们能听懂上海话,不会说罢了,上海话成了家里的“官方语言”。

　　父亲曾想打破在家请“翻译”的尴尬，学上海话,不过他缺少天赋,舌头有点转不过来,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脸皮薄，羞于向自己的儿女和妻子请教。他小心翼翼地自学,一度还去观看宁波话颇多的滑稽戏《糊涂爹娘》。听姚慕双周柏春兄弟的《宁波音乐家》。

　　练了一阵,父亲鼓足勇气和外婆说上海话,可外婆听不懂他的上海话。他努力地说，外婆还是一头雾水。那之后父亲不学了,连学过的上海话都也弃之不用了。

　　每到秋天收获的季节，家乡会寄来包裹。包裹单上盖红红的邮戳,写父亲的名字。也许对家乡淡淡的念想，莫名的乡愁存在人的骨髓里，容易唤醒的，我留意了鼓鼓囊囊的邮包用泥土色的布料包着，缝口是粗拉拉的针线。很长时间内，在我梦里，远方的家乡幻化成长着粗糙手，怀着细腻情的巨人。

　　包裹里是新打下的花生米和大红枣,外婆把花生米的红衣去掉,做成脆香的苔条花生。把枣儿蒸熟，晒干，浸泡在绍兴酒里，吃起来甜蜜，醉香。 

　　那一刻,浓浓的沂蒙情笼罩人心。父亲叮嘱我多吃点,脸上带着可爱外乡人的骄傲神情。外婆也许听懂了,由衷地附和一句：“好地方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