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桂兴华很早就认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叶，我应澳大利亚外交部邀请，去澳洲访问，那时桂兴华在新华社《开放》杂志当总编室主任，访问回来后他约我写稿。我以《澳洲金龙》为题，写了几位澳大利亚杰出华人代表的长篇通讯。这以后就一直有了来往。我很关注他，发觉他越来越以一位政治抒情诗人的形象，出现在媒体上和大众视野中。

　　一天，他突然到我办公室找我，提出想投奔到东方广播电台麾下，其时我在东方台当台长。他说他想辞去《开放》杂志的职位，在我这里专注于主旋律诗歌的创作，同时也可帮助东方台策划一些大型活动，并撰写大型活动的文学脚本。

　　东方台当时办得很火也很活，隔三差五地会办一些社会活动与文艺活动。这是我办台的一个理念，我认为广播不是强势媒体，东方台要在社会上树立品牌效应并扩展影响力，就一定要将广播节目与社会活动结合起来，产生立体辐射和全方位影响，这样才能与报纸和电视抗衡，甚至超越它们。当时网络媒体等尚未崛起，报纸和电视还雄踞传媒市场。桂兴华可能摸着我这思路，所以才提出这样要求。东方台经营很好，不缺钱但缺编制，于是我向桂兴华大胆提出在东方台下设立一个桂兴华工作室的想法，就这样桂兴华归属到了我的门下。他的这一走向，得到了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金炳华的赞许。

　　这以后，我觉得桂兴华进入了一个创作旺盛期，他几乎以一年一本的超常规速度，出版他的长诗。而且他几乎接触的都是时代重大题材，我真担心他不堪重负。他并不魁梧的身材由于长期伏案写作，已经有些微驼，如此接二连三地的对时代重荷的自觉承载，他能担当？他的背不会压得更驼？然而每次看到诗歌朗诵会上，他那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神态，我有所释然。他的一首一首诗，就这样从他那孱弱的躯体里奔涌而出。

　　我和他策划了一场场大型诗歌朗诵会，朗诵他写的《邓小平之歌》、《中国豪情》、《祝福浦东》、《永远的阳光》等等。参加朗诵的有孙道临、秦怡、李仁堂、奚美娟、乔榛、丁建华、王洪生、张名煜、野芒、赵屹鸥、张培、方舟等，阵容超强。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邓小平之歌》。我们这代人沐浴太多邓小平的恩泽。是他恢复高考的决定，使我们有了重新上大学的机会……

　　《邓小平之歌》十分成功，因为桂兴华发自内心的诗篇抒发了我们共同的心声。不久，朗诵会移师北京，我亲自带队，在北京音乐厅演出。浦东的老领导，刚就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的赵启正参加了我们朗诵会。那些朗诵会的留影现在成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记忆。

　　这以后，我奉命去筹备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不再是他的领导和同事，但他每出一本诗集照样还会寄送给我。浏览之余，颇有感慨。这些诗集一如既往继续他的政治抒情风格，保持着诗人对时代澎湃的激情和灼热的胸襟，在当下价值多元思潮多元利益多元的冲击和诱惑下，桂兴华没有彷徨，没有犹疑，没有畏葸，还是执着而寂寞地捶击着他的黄钟大吕，给我们的社会和文坛留下荡气回肠的警醒和声韵。

　　自从我调任上海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后，我们的接触又多了起来。他已退休，然壮心不已，在浦东塘桥社区建立起桂兴华工作室。工作室成立那天他让我去为工作室揭牌，从设立在东方台的工作室到设立在塘桥社区的工作室，这一晃就是十几年。

　　这十几年桂兴华的诗作颇丰，然而我觉得更可贵的是他的社会活动能力。他在塘桥社区不仅成立了工作室，还组建了“春风一步过江”朗诵团。走出深苑，走进社区，走进平民大众。

　　现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中国在赶考：桂兴华朗诵诗精选》，让朗诵为诗歌插上飞翔的翅膀……

　　《中国在赶考：桂兴华朗诵诗精选》序（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