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买了《程砚秋日记》而写的小文《这本书》于9月1日刊出后，陆续有朋友来问程先生怒打“黑帽子”的事。还有人问，只听说从前车站上有“红帽子”，那又是干什么的？

　　“红帽子”是帮助旅客搬运行李的。在轮船码头上就叫“脚夫”，手持扁担。车站上的“红帽子”则有手推车。据我小时候随大人乘过几次沪宁线火车的记忆，总觉得在“七七事变”前，我们火车站的秩序还是不错的。你到站下车，如携带的箱包又重又多，那就先站着不动，一会儿自有“红帽子”来帮你运送出站，你照章付费就行了。可是日本人一来，他们控制了铁路，车站的秩序就越来越乱。坐火车的人突然少了起来，好多又都是拖儿带女，神色凄惶，好像逃难似的。于是就出现了“黑帽子”，看得出是专门来对付旅客的，个个神气活现，动不动就对旅客呼来喝去，推推搡搡。车站上另外辟有专供日本人进出的通道，门口有日本兵持枪站岗，那可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在《程砚秋日记》中，对程先生和“黑帽子”发生的纠纷有几种说法，一种是余叔岩的女儿余慧卿说的。她说那次是程先生同“老五”（李永年，余慧卿的丈夫）一道从天津坐火车回北平，快到站时，“老五”认识车站上的人，邀请程先生同他一起走日本人的通道出站，程先生婉谢了，还是跟着大伙儿走。走着走着，忽然“被三个警务段的人拉到一个小房间，一个抱腰，砚秋先生挫倒一个，疾步抢到门口，背靠柱子抵抗……”

　　一种是程先生的学生刘迎秋说的。程先生天津演出结束，剧团先回北平，过了三天他一个人乘火车，“下车后走出站。有两个头戴日本豆包帽的特务走过来，以检查良民证为词，对程师进行搜身。”也是他们先动手，程先生背靠柱子，进行还击，两人不敌而去，但留下狠话：“以后碰见再说。”

　　还有就是程先生的鼓师白登云和青龙桥老农户夏长贵说的，大致与我看当时报纸记载留下的回忆相同。白登云更确定此事发生在1942年，程先生率剧团由上海回北平，在车站受到日伪特务的欺侮，程先生奋起还击，所带行李中的戏衣受到了污损。

　　书中有文章说，这以前，程先生曾拒绝为日本人买飞机演义务戏，结下“梁子”，现在就给你颜色看了。其实在侵略者的统治下，中国人的生命安全随时随地都会受到威胁，不需要有什么理由。甚至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连程先生也难以幸免。书中1944年3月20日和25日的日记就叙述了这样一件事。那几天程先生在乡下，城内是程先生的夫人果素瑛看家。一天夜里，忽然有个日本特务跳墙而入。程家的厨子以为有贼，想去报警，竟被日本特务揪住打了一顿，连问程先生现在哪里。又到各个房间乃至程夫人的内房随处乱翻，看见床上有打补丁的袜子，就问程夫人：“这是你穿的？”回说是啊，看神气那个特务似乎不相信，乱了半夜，才知道特务此来是听说程先生家中有台外国货的收音机，幸亏“几年前就坏了，不然罪名可大了”。原来1944年日本人发动的太平洋战争败局已定，内心恐慌，拼命封锁消息，就怕中国老百姓从收音机的短波中了解真相。

　　1944年3月22日记“有治安军赵队长朱队员来访”，问程先生吃什么粮食，程先生回说吃的是粗粮，两个队长不相信，跑到厨房里掀起笼屉一看，果然是玉米做的窝窝头……程先生因此感叹：“外界人猜想不知我有多少钱……名之累人有如此。”

　　读名人传记和艺术家传记，最希望得到的启示是真实感。不仅写他自己，还有他当时所存身的社会众生相，都能真实地使人信服地呈现在你的眼前。在这方面，《程砚秋日记》中的一些文章还有程先生记述沦陷时期他本人生活的这一部分章节，让我得到了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