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翻译家孙仲旭在广州逝世。人们赞叹他的翻译功力之余，作为一名父亲，孙仲旭还让人想到傅雷。

　　这两位翻译家有不少共同点，不仅因为他们都死于自杀，还因为他们都超级热爱音乐——傅雷先生写有《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傅雷谈音乐》等著作；孙仲旭是乡村音乐与爵士乐的发烧友，他的微博上至今还留有大量歌曲链接。2001年的时候，他翻译了《激情岁月:欧美20世纪70年代流行音乐回顾》。

　　如果两位翻译家有机会坐下来谈谈，共同的话题还应该有儿子。由此留给后人的，一个是沉稳厚重的《傅雷家书》，一个是诙谐幽默的《我和Mickey》。傅聪离家时已是世界上崭露头角的青年艺术家，因此，傅雷先生跟儿子傅聪的交流内容更加深刻、隽永。而Mickey则是青春期的叛逆少年，孙仲旭先生对儿子的“哼哼教导”，往往都被Mickey以化骨绵掌挡回来，父子俩叮叮当当、你来我往，充满平民生活的趣味与烟火气。

　　字字句句透露出来爸爸对儿子的真情。亦怒亦嗔亦哭亦笑，那种恨不得把肠子揉碎了也要叮咛吾儿勿走邪路、专心学业的深情，令人动容。在儿子面前，大翻译家爸爸既有对儿子的厚望，更有将儿子当朋友进行灵魂上交流的渴望，两人还不约而同地流露出了怕被年轻人笑话“落伍”的童稚之心。

　　例如，傅聪刚出国后，傅雷先生写下了一段话：亲爱的孩子，你走后第二天，就想写信，怕你嫌烦，也就罢了。可是没一天不想着你，每天清早六七点钟就醒，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也说不出为什么。同样的，孙仲旭在到非洲工作的时候，也写下道：昨晚很想念Mickey，今天给他打电话，问他想不想我，他说：“我要是说想你，你高兴了，可是不是实话啊。”真是诚实得有点“没良心”。可一旦发现对儿子要求过严、批评过重，伤害了儿子的心，两位爸爸又会无比自责与愧疚。

　　即便如此，这两个翻译家爸爸还是绝决地选择了自杀，连珍宝一样、天使一样的儿子都可以舍弃，可见他们内心的悲伤与绝望。如果说，傅雷之死是在那个“把人变成鬼”的时代里，知识分子为了求得个人尊严的无声抗争；那么，孙仲旭则是知识分子被现实生活中压力与疾病折磨后的无奈选择。翻译稿酬过低、生活压力巨大，显然也是他不幸离世绕不过的原因。　　 

　　傅雷去世时56岁，孙仲旭则仅有41岁。他们都死在人生的壮年，是知识、经验、精力最旺盛的时期。如果再活20年，傅雷可能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大师级别的人物，孙仲旭也或可成为翻译界的一代宗师，遗憾的是，子欲养而亲不待。这不仅仅是儿子们的悲剧，两个家庭的悲剧，更是我们的文化社会不能承受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