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日军拿我们进行细菌试验

　　罗伯特·布朗的经历有些独特。他1940年服役于美国陆军航空兵，是一名卫生兵，1941年11月抵达马尼拉，同年12月在日军对克拉克空军基地的大空袭中幸存，后撤退到巴丹地区参加巴丹半岛西海岸的地面防御。1942年4月布朗被俘后，经历了死亡行军，于11月11日，到达奉天。布朗是来到奉天的第一批战俘，也是战俘集中营里最年轻的，只有18岁。到达奉天时，体格高大健壮的他，体重仅剩80磅。比较幸运的是，布朗因为自己的专业特长，被安排到战俘集中营的医务所工作，负责为战俘们量体温和拔牙。

　　三年的时间里，布朗拔了200多颗牙。拉菲尔·格里菲思提起拔牙仍心有余悸。“拔我两颗下牙的时候没用麻药，日本人拿着刀，拽着牙床，把牙切掉了，真的非常疼。我紧紧地抓着凳子，我后面的人使劲按着我的头。”

　　战俘集中营里医疗环境十分恶劣，所谓的医务所根本没有药，而且只为日本兵服务。医务所有两个日本军医，一个叫维希，一个叫桑岛。桑岛就像个魔鬼。战俘们来看病，他就骂“滚出去”。有一次，一个美军战俘得了阑尾炎，需要开刀做手术，桑岛认为战俘不配注射麻醉剂，一刀切开了战俘的腹部，然后把他的阑尾拽出来像玩球一样抛来抛去，全然不顾病人痛不欲生的尖叫。布朗只有把那个病号死死地摁在台子上，眼巴巴地看着日本医生在那里玩耍。他还没有能力与日本人过招。

　　日军军官办公室和布朗所在的医务室是相通的，只要日军军官一开会就会把他轰出去，因为他懂点日语。为了反抗日军对战俘的虐待，布朗唯一可做的是，每天给那些日军军官打水时故意打没烧开的水。“我很想见证更多的真相，但当时我真的没办法去跟日本人对抗。”布朗回忆说。布朗虽然是军医，但每天仍然吃不饱。日军军官没收战俘家里寄来的食品，他就偷了日军军官的钥匙，晚上跑到储藏室偷这些食品吃，这样才活下来。

　　布朗有一个战友，名字在日语中是“食物”的意思，可是他没有东西吃，饿得坐在铺上哭。布朗劝他：“别哭了，情况会好起来的。”他抱着布朗哭得更厉害了，“我想妈妈。我要回家。”战友的话一下子戳穿了布朗伪装起来的坚强，他也跟着哭了起来。几天后，战友生病了，布朗从医务室偷过药给他，但没用了，他还是死了。“哦，上帝，他死了，死在我面前。”布朗至今仍深深地痛苦。

　　1943年2月左右，布朗看到战俘集中营来了一卡车穿着白大褂的日本军官。他们是来给战俘检查身体的，并强行注射了“预防针”。如果有战俘不接受，就当场枪毙。布朗也不能例外地被注射了。几天后，被注射的战俘中有的发烧不退，在痛苦中死去。一个叫大木的日本医生救了布朗，他才幸免于难。

　　战争过去了许多年，布朗去日本看望这位救命恩人。大木告诉布朗，他是日本731细菌部队的成员。不仅布朗这样说，好多活下来的战俘都说：“日军拿我们进行细菌试验。”

　　1986年9月17日，在美国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第九十九届大会上，战俘老兵弗兰克·詹姆斯陈述说，他本人在沈阳战俘集中营时曾被日本731部队作为生物实验对象。

　　他说：“1942年11月11日我们抵达沈阳时，遇到了一队戴口罩的日本医疗人员。他们强行给我们每个人打了针。第二年春天，日本人开始采集死去战俘的标本，有两名战俘被指定参加这个工作，我是其中之一。我们协助将日本人切开的战俘的头部、胸部和腹部标本，放入标有战俘编号的容器里。日本的医疗小组最后带走了这些标本。后来，小组返回沈阳再次执行似乎是一个和解剖检查有关的检测战俘心理和身体是否健康的任务。我也是其中被选中的一个。检查包括以下内容：在进入房间后，我们被要求逐个走过涂有油漆的地板，来到日本医务人员的办公桌前。当我们行走时，他们很仔细地观察我们。我们也被要求回答国籍，‘美国人’是一个不被接受的答案。必须是苏格兰人，法国人，英国人或其他族裔背景。我记得问我是否得到足够的牛排，我回答：‘那是什么？’这个医务人员也使用测径器测量头、肩膀、手臂和腿，问我许多家族病史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