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惊动了周恩来总理 　

　　既然西医治疗难以奏效，那就试中医，用我们那具有几千年悠久传统历史的中医术，来医治这顽症。1972年年初，宋庆龄开始延请中医治疗这顽症，并在当年4月初，“由于吃中药和严格控制饮食，我的荨麻疹正在逐步痊愈。”然而，好景不长，可恶的顽症仍不折不挠地继续冒了出来，在她的身上布满了一个个一元硬币大小的红疱。为此，在1972年6月14日那天，当一位来自加拿大的皮科专家与另外几位医生在给宋庆龄会诊时，她毅然接受了加拿大皮科专家的治疗：“加拿大的皮科专家给了我一盒药膏，是敷在我发痒的红疱上的。据他说，估计敷上八至九个星期，红疱（有一元硬币那么大）就会消失。”

　　令人遗憾的是，加拿大皮科专家的特效药，仍没治服宋庆龄身上的荨麻疹。没多久，她身上的红疱又一串串地冒了出来。

　　外敷不行，内服无效，宋庆龄还是执着认为是体内的毒素在兴风作浪。所以在1972年11月11日乘专机回到上海后，她继续采用西医注射方法治疗荨麻疹，“以排除侵入血管内土霉素余毒”。她怀着很大的希望在信中告诉廖梦醒说：“这里的医生将用一种新方法来治我的病。他们将把某些药物注射到我的血管中去，以排除我体内的毒素。这样的注射，每次约需两个半小时。有时病人会想睡觉，不过经常有护士在守护着我。我指望着这种治疗奏效，因为这是我得以治愈的唯一希望。”

　　但是，静脉注射法治疗顽症的过程是痛苦的。宋庆龄在当年2月27日写给林达光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是去年十一月南下的，为了一个特殊的目的：我这里的几位医生商量如何根治发痒的毛病，它经常使我深感痛苦。他们建议用静脉注射……这样能解除我的痛苦，但这是一个激烈的办法，需三个疗程，就是说要用针刺入血管三十次，输送药液。”

　　宋庆龄被荨麻疹苦苦折磨的事情，惊动了周恩来总理。日理万机的周总理从百忙中亲自关心此事：“……总理听说我的决定后，立即从北京赶派了两位医生来同这里的医生合作……我的苦难最后总算到头了……我现正在休息，身上那些暗红色的、难看的疱块已开始消失——没有再发过荨麻疹、带状疱疹或风疹！我还能在其他什么地方找到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到处洋溢着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真是神奇！”

　　1978年1月17日，正是北京一年中最为干旱的季节，讨厌的风沙助纣为虐，使正准备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并在会议上担任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的宋庆龄格外忙碌。然而，讨厌的荨麻疹却一点也不识相，依然纠缠着宋庆龄，使她“在北京的干燥空气中尤其令人烦恼，我必须每天在身上涂抹药膏，否则不能止痒”。因为“现在，我的工作排得满满的，今年是中国福利会成立四十周年，我要做报告，这需要看很多材料，并回忆那些曾发生过但无文字记载的重要事件”。（宋庆龄1978年1月19日致表弟倪吉士信摘）

　　据《宋庆龄年谱·下册》反映，仅1978年2月中，宋庆龄就抱病连续十多天出席了与主持了重要的国事活动，并在会议上讲话。在出席这些会议时，为制止浑身难忍的瘙痒，宋庆龄始终往全身涂抹着杨孟东赠送给她的一种名为“Lubridema”与“Sandoettee”的英国进口的专用于擦身的药膏，坚持着参加会议。

　　偏偏在这时，宋庆龄的左眼上还长了一粒“麦粒肿”！这不但使宋庆龄的那只眼睛老是流泪，还妨碍了她的正常工作：“我再次成为荨麻疹的受害者……眼皮上长了一个麦粒肿，所以我不能去妇联参加由邓大姐主持的会议。”

　　从小一直称宋庆龄为“婆婆”的林国才（其父林介眉为同盟会会员，一直跟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大元帅府时，林介眉担任司库，协助廖仲恺先生管理财政事务）曾建议宋庆龄有机会不妨到日本一些有硫磺温泉的地方去治疗，而日本大正制药厂的会长、日本参议员上原正吉夫人上原小技也曾有意邀请婆婆以非官方的身份到日本去疗养一段时间，同时也希望能安排台湾的宋美龄一起到日本，好让她们姐妹重逢。可惜这个构想一直未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