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在精致典雅的思南路上，思南读书会&思南书集开启了一段美好的文化之旅。每周六的下午，思南公馆成为了这座城市里的“书虫”最爱去的地方。55个星期的风雨无阻，131位作家的接力亮相，为上海城市公共文化注入了优雅与书香。2015年2月14日，走过一整年的思南读书会，开启了一场特别的纪念活动。在这个充满爱意的日子，热爱阅读的人们赶赴了一场与文学的美妙约会。

　　孙甘露 帮助爱书人遇见好书

　　作为思南读书会的总策划，上海作协副主席孙甘露直言，当初办读书会时“压根没想到会有那么多人”。事情的起因是前年8月，上海书展的上海国际文学周活动在思南公馆举行，反响极好。但7天热闹的书展过后，剩下的358天怎么办？搞一个常态的、开放的、免费的读书会如何？这个点子迅速获得各方认同，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上海作家协会、黄浦区几方一拍即合，思南公馆的开发商也特别有文化热情，愿意提供场地。

　　“作为上海国际文学周的延伸，我们的初衷是希望尽量把有价值的书推荐给读者，也帮助爱书人深读、精读。”孙甘露说，一年来，读书会得到了各方的支持，包括王安忆、孙颙、冯象、舒乙、李欧梵、刘恒、格非、马原、韩少功、陈思和、陈丹燕、法兰西文学院院士达尼·拉费里埃等知名作家、学者，都曾在读书会上与读者们面对面交流。

　　而更让孙甘露欣喜和感动的则是这座城市里热爱文学、热爱阅读的人们。“思南读书会对所有热爱阅读的人敞开大门，来这里的读者有不同行业的，不同年龄的，有的读者风雨无阻来参加活动，一年里参加了二十多场。”

　　思南读书会引起的对文学的热情，还被读者们传递到城市的各个角落。被评为思南读书会年度荣誉读者的许树建是一名“老三届”。由于家中上有老下有小，空余时间非常有限，他和爱人商量好：自己去听课，回来传达，两人一起学习，家务分工，互相帮助，尽量把读书会上介绍的作品读完。金澄宇的《繁花》许树建的爱人看了两遍，看完后又传到她同单位的小姐妹手里，一个传一个，这本书至今还没有兜回许树建手里。

　　孙甘露说：“上海是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虽然近几年传统出版业不景气，实体书店遭遇生存困境，但这些是传播方式的变化，人们对优质的内容的需求并没有改变，只是，换了一种载体。传播的便利还扩大了读者群。”

　　除了思南读书会，在上海还活跃着许多不同主题的读书活动，孙甘露为此而欣喜：“读书会多多益善，一百个、一千个都不嫌多。一本好书，也许会影响人的一生。”

　　杨秀丽 诗意地记录城市

　　从崇明岛上走来的杨秀丽，带着田园的气息走进繁华的灯火中，喜欢在淮海中路陕西南路附近散步，喜欢晚上看话剧，白天看电影，然后用诗歌表达自己的内心，抒写城市的点滴。别林斯基说过：“诗人比任何人都应该是时代的产儿。”作为在这座城市里成长起来的诗人，杨秀丽从城市文化的土壤中汲取灵感，抒写着这座城市最鲜活的脉动。在思南读书会一周年特别活动的现场，她诵读的是安东尼奥·拉莫斯·罗萨的《我不能把爱情推迟到下一个世纪》。

　　“农场真美，真愿它是我的！”多年前观看尤金·奥尼尔《榆树下的欲望》改编的多媒体音乐剧，最后一句台词震撼着杨秀丽。她说：“我没有农场，可我有我的在灶画中升起袅袅炊烟的乡村，有我仿佛混沌初开就画在窗外的那一大片绿野，无论我走到哪里，我似乎就像一个村姑，写诗的时候，宛若我抡起的是一把锄头，就像希尼所说的‘我用它来挖掘’。”

　　离开位于郊区的崇明岛，杨秀丽走进繁华的市中心求学。那段岁月里，父亲常在周末背来一大捆甜芦粟。等杨秀丽有了车，她喜欢开车行驶在陈海公路上，喜欢在秋天回家。她说，自己灵魂里面那个村姑一直被这些事物滋养着。都市的优雅与乡村的质朴融合而成的文化土壤，成就了诗人，于是，我们看到杨秀丽的诗歌里，有了地铁，有了咖啡馆，有了地产广告，那些颇具时代感的符号。那是上海的房产市场刚刚兴起的日子，长寿路边发广告的年轻人，把印制精美的广告纸塞进杨秀丽的手中。回到家，杨秀丽用它包起茨维塔耶娃的诗集，那一刻，灵感的火花在暗夜中闪光，《十二月，一本诗集和广告纸的存在》由此诞生，“……我用一张精美的广告纸/把一本旧旧的诗集包起来/像点亮最合适的灯盏/像阳光在冬天里亮起来。”

　　有西方诗人说过：在城市里，工作的千篇一律，使人渴望非常的事件，这种生活和习俗，却使那些流行文化、消费文化如洪水一样泛滥，城市的文化越来越凋零，城市的心灵越来越苍白，人的性灵越来越世俗物质。杨秀丽却说：“我还是深深觉得人的心灵具有一些天生不可以毁灭的品质。一切影响人的心灵的，美好和永久的事物都有着一些天生的不能毁灭的力量，而诗歌就能给人这种力量。”

　　“上海有许多热爱诗歌的人，有许多热爱阅读的人，也有许多有意思的文化活动。思南读书会就像这个城市的一棵树，披挂着原生态的人文绿意。其实，无数普通而平凡的人正是通过阅读，让心灵之树慢慢地生长、呼吸，为这个城市的文化增添闪亮的绿意，成为城市美好的一部分。”诗人用诗意的语言表达着她对城市文化脉动的感受。

　　沈嘉禄 倾听新世纪上海的书声

　　早在早在思南公馆这片旧房子改造之初，作家沈嘉禄就深一脚浅一脚地闯入工地现场看究竟，当时工人师傅也不知道这些房子会派什么用场，只听闻此地将来会比新天地“档次更高”。

　　2014年初，思南读书会和思南书集在微寒的春日绽放，从此，每周六的下午，思南公馆都会弥散着浓浓的书香，这里成为沪上书虫们流连忘返的所在。沈嘉禄说：“上海发展到了今天，应该将最好的地方清理出来，安放一张书桌。”

　　上海人素来有读书的习惯，也有阅读的便利。出版社和书店云集上海，作家们也爱在上海观察与写作。即使在文化荒芜的时候，上海人也千方百计地找书看。比如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小青年中流行过一阵手抄本，既有《一双绣花鞋》这类传奇，也有《第二次握手》这样的主旋律。沈嘉禄自己还整本地抄过普希金诗集、海涅诗歌集、莱蒙托夫诗集，和一本五六万字的《茶花女》缩节本。

　　七十年代末，上海人又迎来了波澜壮阔的读书浪潮。沈嘉禄回忆说，那时，每一种外国名著重印上柜，新华书店门口就会排起长队。在市区繁华地段人们还自发形成了图书交换市场，在四川中路新华书店总店、福州路旧书店、八仙桥新华书店等处，每天下午都会汇集几十上百人，大家将刚刚看完的图书与他人交换，这样就可以用一本书的钱看几本书。淮海中路思南路口的市场最大，往往能汇集数百人。“我曾将《福尔赛世家》换来《斯巴达克斯》，将《复活》换来《双城记》，最大一笔交易是用《名利场》和《战争与和平》换来一套莎士比亚全集。”

　　近年，接连有实体书店难以为继的新闻让书迷们难过心痛，但上海并没有因此少了书香，上海人的人均阅读量依然保持较高的水平。思南读书会或许是媒体上曝光率最高的，但绝不是唯一的读书会。摄影家尔冬强经营的汉源书店很早就举办过形式活泼的读书会。“尔冬强有一回告诉我，外滩一家由外国人经营的西餐馆里，女老板每周三下午要举办一场读书会，参加的读书人中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沈嘉禄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喜爱并参与到读书会这种活动中来，讨论文学的同时也兼具社交和休闲，有书，有茶点，有花香，读书不再拘泥于正襟危坐了，允许作点秀，有几声尖叫，这也许构成了新世纪上海的书声。

　　滕肖澜 阅读是上海人生活的一部分

　　“傻俊角，我的哥，和块黄泥儿捏咱两个，捏一个儿你，捏一个儿我，捏的来一似活托，捏的来同床上歇卧。将泥人儿摔碎，着水儿重和过。再捏一个你，再捏一个我。哥哥身上也有妹妹，妹妹身上也有哥哥。”这是作家滕肖澜在思南读书会一周年特别活动上诵读的诗《锁南枝》。“我选这首，因为它道出了生动质朴，浑然天成的爱情，一下子就说到了你的心坎里。”滕肖澜说，“爱情是很难写的，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有属于自己的爱情故事。作为写作者，你笔下的爱情要打动读者，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男女之间的爱情如此，对文学的爱亦然。

　　“有人说，上海是非常物质的城市，是漂浮着的城市，我感受到的上海却是充满文化气息，可以沉得下来的城市。”滕肖澜掰着指头数来：每个上海人的家中，无论居住面积大小，总是会有一个书橱。每个人的成长岁月里，多多少少会有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书，被家人在外头催促的记忆。阅读是一种习惯，和柴米油盐一同融入日常的生活。普通得让人不会刻意想起。于是，也就形成了这座城市的气质。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上海人是最讲究“实惠”的，可是，对于文学这种不怎么实惠的精神享受，上海人的生活里从来不能也不会缺少过。“繁忙的机场是和文学最不相关的地方，可是，我在机场工作的那些年，办公室里的同事们，经常会买《小说月报》《收获》等文学期刊来读。对于他们来说，读书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滕肖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