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新鲜事，不少。

　　不得在公共场所吸烟。今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向代表们提出了这条新规。

　　与此“控烟令”有关，有两张“老照片”。

　　第一张，2009年3月7日，新民晚报全国两会特别报道“两会影话”《监督“烟民”》。照片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院士王恩多正在“劝诫”几位“吸烟爱好者”。王院士德高望重，年纪又长，几位“爱好者”看上去都很听劝，香烟也被藏在了背后。

　　第二张，2010年3月6日，“两会影话”《控烟啦！》承接上年报道，张兆安代表向王恩多代表“汇报”一年控烟进展。自上年受到王院士的劝诫，张代表就为自己制定了“控烟计划”。

　　两张“老照片”，说的是一个代表团里的小故事，传递的却是控烟大呼声。

　　彼时，公共场所控烟，尚未成为“大会纪律”，敢言的王恩多代表在为控烟“尽一己之力”。“敢言”的背后，却是日益高涨的控烟呼声——近10年来，呼吁国家层面立法控烟的议案和建议不绝于耳。而在国家立法之前，各地地方性法规纷纷出台，2010年3月1日《上海市控制公共场所吸烟条例》也正式实施。

　　让人着急的是，国家控烟立法，却千呼万唤“不出来”。

　　虽然，烟草有害健康，加剧环境污染，日渐被医学和环境科学所证明。但在烟草的税收贡献和公共卫生消耗、环保支出之间究竟何去何从，权衡利弊，一时间令立法者左右为难。所有公共政策的制定，所依据的冰冷数据背后，都是利益的博弈。而若科学、真实、理性的“数据支持”缺席，公共政策也好，法律法规也罢，不是停留在纸上，就是造成更大的社会消耗。此外，当彼时GDP还是政府接受政绩考核的关键标准之际，谁又能放弃“烟草经济”的巨大诱惑。

　　时至今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这意味着在增速放缓的同时，必须推动市场化改革，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而效率本身离不开社会运行投入产出、收入支出的整体权衡。在传统产业之外，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产业组织新特征；同时，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也是新常态的共识。

　　新常态下，经济发展方式之变，必然带动社会生活之变。此时，“控烟令”进入全国人大代表“大会纪律守则”，便在情理之中。而要控烟，在国家强制力之外，文化认同也不可或缺。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将不在公共场所吸烟当作“不影响他人”“遵纪守法”的个人修养；那么，“控烟令”才能像八项规定那样不折不扣地执行。

　　期待“控烟令”后，公共场所控烟能成为人大代表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的新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