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乡愁。乡愁是无处不在的。

　　我们这一代人中的舞文弄墨者，乡愁是更甚。

　　董鸣亭的生活轨迹，似乎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缩影。

　　遥想当年，青春飞扬长发飘逸的董鸣亭毅然决然地辞去了风生水起的记者工作，扶桑东渡。多少年之后，当友人们在她归去来兮后准备读她的旅日打工生涯的文章时，她却躲进了小楼，开始了艺术的回忆。

　　从东京回上海时，董鸣亭并没有写诸如“祖国或者上海我回来了”的豪言壮语，她只是从心灵的深处发出了一声鸟儿般的梦呓：石库门，我回来了。

　　就像美国作家福克纳终身写那“邮票”般大的故事一样。董鸣亭乡愁的抛物线，自然而然地落在了石库门上。

　　对董鸣亭来说，乡愁不是日本的银座，不是宁波乡间月光下的板桥。董鸣亭的乡愁，是竹篱笆弹硌路，是童年时期的石库门。

　　童年时期居住在石库门里的董鸣亭，不仅有生活体验，而且，做了研究：19世纪中叶，上海城市人口急速增加，土地供应紧张。1865年，租界里的土地价格比十多年前上涨了几十倍，每亩地价动辄数百两白银，甚至上千两。在租界里建造传统的深宅大院式住宅，近乎天方夜谭。每幢房子的占地面积减少到极低的水平，又省工省料，房产开发商和住户都很满意的石库门建筑，便应运而生了。石库门很快取代了原先的木板房，成为19世纪晚期上海房产市场的宠儿，是19世纪的“经济适用房”，而且是小户型的。简单地说：石库门是中西合璧的产物。石库门里，居住最多的，当然是上海市民百姓。石库门里居住的，还有志士仁人。更多的，是文艺界进步人士。这是一条上海石库门的草蛇灰线。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不少文艺界进步人士纷纷来到上海寻找新的生活。他们大多没有家眷，在陋室中苦读钻研、构思写作，进行各种艺术活动。这些文人不仅住在亭子间，创作于亭子间，他们的作品中也大量涉及亭子间和石库门的生活，故有“亭子间文学”、“亭子间作家”之称。

　　鲁迅曾经将自己的一些杂文编成《且介亭杂文》，而且还出了二编、末编。所谓“且介”，就是“租界”两字各取一半，“亭”指亭子间。实际上，鲁迅的许多杂文都写于石库门里。

　　文化人生活在平民百姓之中，石库门里也是文化人集聚之地，不光是作家，也有不少享誉画坛乃至各界的艺术家，人文荟萃。比如蔡元培、章太炎、柳亚子、邹韬奋、茅盾、巴金、夏衍、田汉、阿英、张大千、丰子恺、刘海粟、周信芳、胡蝶、王莹、赵丹等艺术家。

　　曾经作为上海居民居住的主要形式的石库门建筑，承载了市民社会习俗有形有色的变化发展，与上海其它的城市建筑一起，显示了上海人的生活习俗和独特之处。生活在石库门中的市民们，尽管文化背景不同，生活方式有异，但彼此间都能相互融合。

　　董鸣亭知道，石库门里蕴藏了社会万象，故事传说，和风花雪夜。可以说，石库门里弄，就是一部内涵丰富、内容浩瀚、精彩万千，永远阅不尽、读不完的书，石库门是上海社会的百科全书，是上海文化的长卷巨著。

　　董鸣亭笔下的人物，不是志士仁人，不是名士优倡，是茶楼酒肆的帮闲清客、是里巷细民。他们和此弄堂进彼巷口出的小商贩们叫卖声一起，成为石库门里的一道风景。

　　董鸣亭通过自己亲历而为的生活体验，以一个个细节丰满的如《长长的弄堂》《三层阁的阳光》《笃笃笃，卖糖粥》《那时的西餐社》《弄堂口的烟纸店》 《那些黄牛和跑单帮的》的小故事，让读者去直观地感受石库门，再现贺友直先生图文中的一些老上海场景，感受周立波海派清口中的某些典型的细节。相信新上海人亦能从石库门作家董鸣亭的《上海十八样》中，重新去阅读日渐式微的我们儿时的风景，也让我们这些老上海人去体验已经消逝或正在消逝的昨天。

　　在海派文化中，在城市生活中，有太多的石库门的印记，我们每一个上海人都或多或少地有着石库门情怀。对于有着石库门生活经历的读者，更是对《上海十八样》这本书的阅读有着难忘的独特的感悟。

　　这几年，我曾在黄浦区作关于石库门的文化巡回讲座。今年的世界读书日，在明复图书馆和作家教授秦建鸿一起，与书友们就石库门的话题进行了对话，有点遗憾的是，收到董鸣亭的《上海十八样》时，是在讲座和对话之后。因为《上海十八样》丰富了我对石库门的记忆。而且，弥补了我讲稿的缺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