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印人中，没有人能像陈衡恪如此幸运，出生于诗礼簪缨世家，集“诗、书、画、印”四绝及美术史论、教育于一身，所交好者均为文苑鸿儒、艺林圣手。然而也没有一位印人像陈衡恪那样才高命啬，当这位旧京美术界的中坚人物，正向艺术的顶峰奋力攀登时，竟中道殂落，春秋仅四十八，被梁启超称为：“中国文化界之大地震。”

　　陈衡恪（1876—1923），字师曾，号朽道人、朽者，别署槐堂、染仓室。江西义宁（今修水）人。祖父陈宝箴，官至湖南巡抚，是力行新政的朝廷重臣；父亲陈三立，为近代同光体诗派的重要作家；三弟陈寅恪，乃秉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治学精神的现代学界泰斗；兄弟陈隆恪、陈方恪，也是享誉吟坛的诗人。 

　　义宁陈氏家族，累世硕学，一门风雅，德业文章并举，所交皆社会贤达。陈衡恪在南京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就学时，即与大文豪鲁迅为同学。毕业后与鲁迅东渡扶桑，同入东京弘文学院，并共寝一室。在日本，陈衡恪又与李叔同相识，一见如故。而初至北平，生涯落寞的齐白石，能衰年变法、功成名遂，也与陈衡恪的别具慧眼与大力推挽密不可分。在这一点上，恰如王一亭之推介吴昌硕，成为二十世纪画坛上，文人相亲相敬，令人称颂的美谈。此外归国未久的陈衡恪在南通师范学校任教时，通过吴昌硕弟子李苦李，有幸成为了缶翁的入室弟子，使他的艺术创作步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

　　陈衡恪毕生致力于书画印创作，他的绘画题材广泛，山水、花鸟、人物无所不能，其中写意花鸟画和漫画纪实性质的《北京风俗图》、《读画图》等风俗人物画，尤为世人称道。除此之外，陈衡恪在美术史论上也颇具建树，像《中国绘画史》、《文人画的价值》等经典著作、画论的出版，不仅将西方史论方法引进到本土，开创了近代中国画论的新篇，并在民国初期西风东渐，学术界出现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绘画思潮的关键时刻，为文人画今后的发展，起到了强有力理论支持和固本的作用。

　　陈衡恪的篆刻早年受蒋仁、黄易等西泠前四家的影响，后转师赵之谦、吴昌硕，曾称：“赵悲庵朴茂精严，吴缶庐奇古苍深，可谓前无古人，衡恪生平最所服膺者也。”其挚友姚华对其篆刻取法进行了综评，称：“师曾印学导源于吴缶翁，泛滥于汉铜，旁求于鼎彝，纵横于砖瓦匋文，盖近代印人之最博者。”可引为知己之言。而洞察秋毫的齐白石、周大烈，又细心发现了其中年后与缶翁的差异，称：“观师曾画用印，戊午（1918）以前师缶庐作，以后之刀法篆势渐远缶庐，苍劲超雅，远胜汉之铸铁。”可谓精深透辟，切中肯綮。陈衡恪晚期篆刻简率古拙，苍朴之中蕴藏着一股浑脱自然、清刚高古之气，不仅有别于乱头粗服的缶翁，在章法留红与用刀挺劲上，也每每流露出赵之谦之遗韵。

　　关于印学，陈衡恪有《槐堂摹印浅说》，是门生王友石收录整理其生前论印之言而成，不乏精辟的见解。如在“金文”一节中称：“金文种类甚多，若参看秦权、秦量、诏版，可知大篆变小篆之途径。其汉鼎、汉灯又为一体，皆可采取入印。惟须善为配合，不可勉强。但朝代悬隔之文字，不可杂凑一处。”既得金文印创作指要，也是对彼时某些印人篆刻用字芜杂的批评。

　　陈衡恪活跃在北平艺坛十年，把风靡于江南的缶翁印风传播到了北方，一洗北人之耳目。也因为陈衡恪胸襟宽阔、睿目识才，唤起了齐白石的崛起，使民国时期篆刻中心向北平地区拓展，与海上印坛双峰并峙，遥相呼应，其积极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可惜的是，一个可期为大师级的人物，由于寿数不永而功亏一篑。这是艺坛的损失，也是时代的损失，不禁令人扼腕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