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也有趣，去年我先是看了一本关于“寻找”的书，紧接着又看了一部关于“寻找”的电影。暗自纳闷：是不是当下的文化界正时兴“寻找”这种有悬念、似侦探的猎趣姿态呢？

　　我所说的新书就是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寻找孙佩苍》，而电影则是去年一部获奖纪录片《寻找薇薇安·迈尔》。先说孙佩苍，他曾任东北大学教授、里昂中法大学校长、驻法公使，但今天看来主要贡献是旅欧期间凭一己之力搜购了包括库尔贝、德拉克洛瓦、苏里科夫作品在内的大师画作。1942年，他在成都举办画展期间离奇猝死，其人其事从此消失，大量藏品也下落不明。书中所讲述的，便是六十余年后其孙子孙元寻找祖父踪迹的故事。书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孙元为弄清事实，一次次坚韧地去世界各地的图书馆、档案室查找资料，去相关故人家中拜访，坎坷走来，难度极大。难怪陈丹青说：“这故事实在是民国的传奇，是一份迄未明了的家族疑案，更是中国近代史屡见不鲜的糊涂账”。

　　转观纪录片《寻找薇薇安·迈尔》，去年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期间首映后就赢得佳评。影片揭示了一个“摄影保姆”的双面人生：薇薇安默默无闻做了40年保姆，去世后却留下十几万张芝加哥街景与人像底片。影片从尘封底片的分批冲印过程开始，与目不转睛的观众一起探索着这名女子到底是有着怎样性格、什么样癖好的大隐之人。可是与照片里“板上钉钉”的卓越品味艺术相比，那些对薇薇安真实人生的判断也顶多停留在猜测中……这两次“寻找”不约而同地有着丰富的佐证资料，可是数不清的“有”后面，却都隐藏着一个巨大的、仿若黑洞般的“无”。甚至你能产生类似的感觉：你知道得越多，无论是孙佩苍还是薇薇安，其形象就愈是模糊难辨，让人空叹一声黄土苍天。

　　有趣的是，在这两年出版的文化类书籍里，恰恰有两本处于上述情形反面的例子：那就是美国作曲家约翰·凯奇的《沉默》与日本设计师原研哉的《白》。为何如此形容呢？这两本书说的都是“无”的故事，与禅宗中的“空”颇为类似。可是凯奇偏偏“无中生有”，谈沉默时带出了一大串滑稽如舞台剧的小故事，你几乎会怀疑：以沉默著名的他，反而生活中应当是乐观开朗、最不容易沉默的那个人！自然，人们会以为书名所暗指的是名曲《4分33秒》，但实际上凯奇在暗示：“如果一首曲子在创作时不带任何目的，头脑会如何理解静默的变化。以前，静默会流逝着，曲子终了时才出现。而当目的不存在时，静默反而成为声音，头脑自由地聆听。”（《作为过程的作曲》）。换言之，凯奇希望声音变成随机而真实的东西，不刻意追求一种安排。

　　而原研哉则稍有不同。受到日本文化的影响，这位大叔说起“白”真是简语藏锋，玄机不断，好似一位禅僧在话头上喝你开悟。比起凯奇的巨厚开本，薄薄小书《白》简约到了极致，与他所创立的无印良品风格无二。他深刻地诘问：白是一种颜色吗？它像是，却又不是。比白更白的白存在吗？书中的解释是：“绝对的白”其实是不存在的，真正有意义的恰是人们感觉白的方式。它是“全色”，又是“无色”，在日本词语中形容为“机前”，也就是包含着无数可能性的意思，因为它是生命脱离了混沌后最初的形式。无论是茶道、花道，还是日本的园林、建筑，都在像“白”一样维持着一个陌生化、待解决的过程，而不去追求颜色的累积与叠加。日本人高度尊重绘画中的留白，尊重娇嫩脆弱的纸张，就像他们在生活和会议里常常用“沉默”来表态一样，这难道不是约翰·凯奇观念的东方版吗？

　　如若将这四部文艺作品细细从头翻到尾，您应该也会像我一样莞尔它们的前后照应吧。其实，我们自己的生活如能保持一定的简单、空白，不急于追求答案，反而关注问题的初始阶段与过程，有时倒已经是最佳答案了。在“有”里谈“无”，在“无”中说“有”，谢谢艺术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