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头看”依然我行我素

　　无证无照经营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是否到了该“换思路、换脑子”的时候？

　　“本月13日上午，我们到去年曾经暗访的无证无照经营街区‘回头看’，看到少量店面拆除了，有的还在，更有新增的‘无证无照’。”市人大代表许丽萍当时问一家店主是否有营业执照，“店主很诚实地看着我，说，没有。”

　　一路看下来，差不多就是“昨日依旧”，这让许丽萍很苦恼，政府监管很努力，人大监督也很尽力，为啥无证无照经营依然我行我素？

　　在过往的食品安全监管中，“加大执法力度”一直是职能部门的着力点。“但我要说，执法力度再大，恐怕也无法杜绝无证无照。”市人大代表金永红说，第一就是“刚需”，就业的需要，消费的需要，“取缔式执法”显然力不从心。

　　事实上，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在执法检查中碰到的一个案例就是，浦东一处无证无照作坊生产客饭，供应工地。“这就是典型的刚需，农民工的消费层次显然无法实现中央食堂的统一配送。”金永红说，不止这一处“黑作坊”，在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数量倒置的城乡接合部，更是无证无照经营的大本营。

　　“即便是我，也会在无证无照的面店解决午饭。”金永红说，因为要到法院开庭，法院附近没有饭店，稍远一点的饭店停车又不方便，“一家距离法院最近的面店无证经营，但店外可停车，店面环境也还干净，我就常在这里午饭。”

　　就这样，无证无照小店主、小摊位要就业要生存，市民消费要便利要经济，交集在一起，就成了无证无照经营存在的强大动力。“顽症要治理，对症下药，是时候该换思路了。”许丽萍说。

　　房产证门槛可否降低

　　一个问题是，在消费和就业之外，“无证无照”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

　　“无证无照经营，之所以存在，一个是房产证问题，一个是环保问题。”市食安办主任阎祖强在回应代表时说，目前六七成无证无照经营，都缘于这两个原因。

　　“降低食品经营的证照门槛，房产证问题和环保问题，应该区别对待。”金永红说，环保不达标，油烟扰民，就不能办证，就该依法取缔；而对于那些因为房产证问题办不出经营执照的，是否可以降低门槛？事实上，消费者只关心“本质问题”——面条馄饨煎饼吃下去，安全不安全，经营者有没有传染病，而有没有房产证店面有多大，跟消费者有什么关系？

　　同时，过高的“证照门槛”，只能让大量“无证无照”经营“破罐子破摔”——经营者做一天算一天，反正出生就是“黑户口”。“有条件、有限度地降低门槛，合法经营不再遥不可及，经营者也才有动力取得合法身份，合法经营成为‘多数’，食品安全才更有保障。”金永红说。

　　“世博经验”不妨再借鉴

　　对食品安全而言，无证无照经营，最大问题就是“不可控”。

　　如何可控？其实，在筹办2010年世博会时，就已有行之有效的探索。当时，世博园区场馆施工人员达2万多人，根本没有足够庞大的正规食堂供应伙食。“要让这么多的人按时吃饭，安全吃饭，我们发放了‘临时执照’，让园区周边摊点供应饮食，居委会、街道一起来参与监管，发动社会力量有效保障食品安全。”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钟燕群说，治理类似“无证无照”的监管顽症，不能“一刀切”；面对“刚性需求”，不触及“安全底线”，实在需要探索更多切合实际的办法。

　　“健康证，才是食品经营者的必备证照。”市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陈保平说，对“无证无照”经营适度放低门槛，让所有符合健康条件、卫生条件的店面、摊位合法经营，经营者胸前挂个“小牌牌”，消费者看了，就知道谁是合法的，谁是不够健康条件的，执法者由此尽到了监管告知义务，日常监管则要发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毕竟，食品安全问题，已经不是单纯的行政管理问题，而是需要全民参与的社会治理问题。

　　“目前，闵行区探索共治模式，开放了食品安全监测实验室，居民可以进入检测，监督发现食品安全隐患。”市食安办副主任顾振华说，对无证无照经营问题，本市也在探索备案登记等纳管方式；今年下半年，在食品安全地方立法调研中，对食品安全共治课题的探讨，希望能有所突破。

　　今年，本市还将修订完善食品安全举报奖励办法，适度扩大奖励范围，建立隐名举报奖励制度，继续发挥行业协会规范行业自律和专家委员会政策技术咨询的作用，营造食品安全信用环境，形成政府、企业、社会、消费者“四位一体”的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

　　本报记者 姚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