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院长、加拿大中央银行前高级副行长Tiff Macklem表示，需要改革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球的失衡不是最主要经济危机的原因，现在全球失衡得到了解决，而且人民币也在慢慢崛起，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然缺乏灵活度。中国央行讲到会增加人民币的灵活度、开放资本项下可兑换性，让人民币可以更广泛地使用。看一下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角色，现在需要G20达成共识，而且去运用这些宏观审慎工具，包括资本控制。随着人民币越来越多地使用于贸易，渐渐成为一种国际货币的时候，有一个历史性机遇，建立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来适应现代的危机后金融体系。

　　这不是一夜之间要发生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项目，但是明年中国领导下G20可以实现的，中国有很多世界上大的银行，随着人民币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货币金融体系当中中国可以做到这一点，这对中国和世界都非常重要。

　　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表示，2008年之后，在与发达国家相关的尤其是在微观金融监管方面，全球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与新兴市场国家相关的一些金融机制，现在改革远远不到位。最明显的例子就是2013年夏天美联储宣布可能会在未来一段时间退出量化宽松政策，马上引起一轮新兴市场的汇率和资本市场的价格巨幅波动。同时跟这个相关IMF的投票权改革，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小的改革，中国投票权只上升了2%，很小的一点。这么一个简单的改革到现在为止美国的行政当局——白宫，还不愿意送到议会去表决。所以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与新兴市场国家相关的国际金融治理改革远远没有到位。

　　英国前首相认为已有的机构太官僚，变得太懒惰。李稻葵认为现有的国际金融体制，比如说IMF为代表的，可能不仅仅是简单的懒惰、惰性、官僚，主要的原因是这一轮2008年金融危机痛点在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痛点是从英国、美国开始的金融危机，所以这一轮改革是针对大而不倒。金融资产怎么评估、怎么定价，这些改革进展比较快。痛点不在新兴市场国家，所以与新兴市场国家相关的痛点的改革并没有推进。

　　提高新兴经济体比重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局长Ravi Menon提出，全球金融治理方面的进展希望更有包容性，可以更加反映出不断在变化中的一些国家经济和金融的权重。现在新兴世界变得越来越重要。从2000年开始可以看到新兴经济体占到全球总市值的比例从7%上升到30%。

　　它可能会在未来占到总市值的50%，到2020年的时候，特别是在亚洲新兴经济体已经是世界上最快的新兴经济体。新兴世界体也增加了话语权和代表性。新兴型经济体辖区已经在FST当中占到1/3的席位，以前是1/4，同时在FST标准委员会当中的代表性从2010年28%的水平上涨到现在32%的水平。

　　2011年IMF同意进行改革，主要增加新兴经济体代表性，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从而更好地反映现在的经济情况。但是过了5年，我们可以看到改革仍然没有进行很好的进展。现在恰恰需要一个非常强，而且运营良好的国际金融体系。

　　土耳其中央银行副行长Mehmet Yorukoglu也表示同样的观点，他说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国际金融组织当中代表的比例比较低，当然现在我们的代表性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还有很大空间。新兴市场经济体还仍然面临如何更好地融入世界金融体系的问题。比如借贷，对金融市场的准入，我们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在这方面目前还没有太多的进展。另外在包容方面，在储蓄、借贷、投资，应该说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可以让更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参与。当然现在面临一个两难境地，需要有更多的包容、更快的包容；但是另一方面这样的包容必须要让新来者（加入市场体系新来者）更加了解情况。比如说高流动性、利率水平，有些人虽然加入到体系当中，但是可能并不太了解具体情况。所以有些时候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世界经济会看到高利率，但是低流动性。这些人对此都没有太多经历。在2011年对新兴经济体的包容性只有41%，现在已经达到了54%，短短几年中已经上升了十几个百分点。

　　风险需要最优化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集团首席执行官Phupinder S.Gill，建议新加坡监管局不要完全模仿美国的一些做法。它在实施法案时缺乏一些平衡，希望亚洲可以采取更均衡的做法，中国在风险管理方面也要充分利用这些机会。现在亚洲有一些独特优势，而且应该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所做的一些好工作继续开展下去。以后发达国家的问题也会在亚洲国家出现，我们要及早做好准备。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Myron Scholes教授提出三个误区要注意：第一，给某个国家提供更多的债务，会让这个国家增长GDP。GDP增长了就可以有钱用新债还旧债，这可能是世界上主要的想法。第二，个人有一系列的保障，哪怕没钱也要提供这些保障。通过各种社会保障项目，所谓保障就是保证养老金等等，就必须要通过债务去支持。第三，降低汇率能够带来一个国家的增长。

　　但是如果忽视通过债务、通过信贷来增加出口的话，这个债最后都要还的，对一个国家并没有好处，所以对债务要正确理解，这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信贷应该是投资的附产品，而不是驱动因素，要能够让债务作为资本的成本，要有生产力。

　　所谓风险管理，并不是要把风险最小化，而是最优化。金融机构就必须要致力于到哪里能够采取，才能够产生财富，从而进行风险管理。

　　市场会给我们关于未来的一些预期，市场可以对它做一些预测，比如在世界上现在就有期货、期权市场，4%金融产品当中都有期权，而在中国也是要进一步开放自己的市场，能够更多使用期权。

　　几个礼拜之前我们说到中国市场上，特别是上海市场上的长尾风险就增加了。所以大家可以从这个角度，用市场信息告诉我们说现在和未来的风险是什么，不用过度关注过去的风险。　　本报记者 连建明

　　本报记者 张龙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