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局长Ravi Menon表示，这个问题肯定有很多不同答案，而且答案当中有很多不同部分。QE政府是在发达经济体当中先出现，主要是为了支持危机当中经济增长，如果有一种觉得增长不到期望值，而总需求要增加，就要有QE。从这个角度来讲对QE的判断，是各个发达经济体当中央行的决策。会不会有溢出效应？当然有。首先在发达经济体当中就有溢出效应，彼此之间的溢出效应，主要是在金融稳定性方面的风险。但是如果有一个利率能够推动实际经济的增长，可能这个利率并不有利于风险承担。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面临两难境地QE带来可能是金融体系当中更多风险承担。对于美国或者欧洲合适的利率，可能对于其他的新兴经济体是不合适的。其他新兴经济体可能需要更高的利率。因为它们是价格接受者，所以要管理QE带来的影响。

　　李稻葵说，这一轮金融改革重点就是要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美国、英国的QE量化宽松政策确实起到了作用。当货币政策放松了之后，有很多的金融机构把央行的货币，通过资本市场的运作，直接转到了资本市场，抬高了资产价值，从而降低很多企业的融资门槛。这方面中国的改革还必须努力。而QE对西方国家、对英美而言非常管用。

　　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院长Tiff Macklem认为，QE量化宽松能刺激经济增长，但是雷曼之后的7年还在做低息QE，这是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低息的环境确实是会价格定价高起，甚至会导致一些泡沫，但是有的时候好处和坏处的关系会变化，所以要不断进行关注和平衡。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Myron Scholes表示对于QE是比较担心的，特别在雷曼破产之后很快就提供了流动性，而且是用来救市。在欧洲也是这样。问题在于现在的银行或者连除资产负债表非常大，有3.5万亿的储备，而且这当中没有办法进行减少。QE带来的长期成本影响是非常大的。　　　　　　 本报记者 连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