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表示，金融改革等诸多问题讨论了几十年，没什么不同意见，可真正做的时候很难、很慢。究其原因，很可能是对改革的风险估计偏高，收益估计偏低，更有可能拥有改革发言权的人因为要担责任，变成了所谓“改革的风险厌恶者”。“积累了这么多年经验后发现，拖拖拉拉、走一步退一步的代价越来越大，拖泥带水的成本不低。虽然我不敢说加快汇率利率改革没有风险，但没有对付不了的风险。”周教授说。

　　而星展银行执行总裁Piyush Gupta作为市场从业人员，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他认为，市场化改革带来的风险，并不见得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中国在过去几年中，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走得相当顺利。既然世界上最大的几个经济体利率都是市场化的，中国做同样的事，为什么会有太大的风险呢？

　　而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也认为，无形中假定的敌人有可能并不存在，有可能反过来就是我们自己。“近期港股波动率和A股波动率哪里更高、哪里更理性？一年前，银行隔夜拆借利率可以高到30%以上，过去几十年可能连美国和西欧都没经历过。开放以后，到底是谁在帮助谁，谁可能给谁带来更大的波动和挑战？”陈志武说，他曾研究过韩国的股票市场，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国外投资者在海外股票市场的表现比韩国本土的投资者靠谱得多，更稳定、更守得住。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副总裁孙杰则表示，欧美国家如今自由化过度，缺乏监控。而我国一开始就由银行直接监控，因此在管控风险方面，我们是做在前面的，连国外很多市场内的人员也这么说。 

　　本报记者 金旻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