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中一把折扇，上有郑振华以他最擅的章草书录的拙词《金人捧露盘》，词中咏叹的是京剧《四郎探母》。郑振华精研书道，亦深谙戏艺词理，其章法之建构、意境之渲染，正与剧情与诗意匹配，岂止匹配，更是一种发扬，使人愈能透过笔墨，先是体察剧中人的无奈境况、剧中事的无尽凄凉，后是体验那股亲情的暖意，犹似寒冰坚石深处的温泉，纵被遮挡，终会现于眼前，丝缕绵延，袅袅不绝。

　　极易而极难、极简而极繁、极软而极硬、极浅而极深、极具实而极超拔……如此类推，以至无穷。能当得起无穷的正反两义，在中国人精神外化的载体中，大概惟有书法这一种罢。既然如此，大可以见仁见智、各取各需了——有人只把书法当一项技术来习练，有人则把书法当一门艺术来创作，有人更把书法当一种哲学来参悟，就如康有为所说“书法亦犹佛法”那样。

　　若欲察成之缘故与奥秘，必从人与事两个半面着念。我想，郑振华之所以擅章草，一半源于自身生就的性格。有道是“书如其人”，自当包括其人对书体的选择。章草被公认为所有书体中最难为者，难在其波磔迂回，须有古意；而跳跃映带，须发今思，惟有将两者高度融合，并个性独到地体现在结字、线条、墨色和章法诸方面，方成一幅好字、一位好书家，正如郑逸梅先生的理想：“没有一笔不具古人面目，没有一笔不显示自己的精神。”这就要求书家的个性之中，不仅强韧坚执、万念皆归一意，且须兼收并蓄、一洋可纳百川。

　　郑振华除主临《急就》《月仪》，研读《出师》《平复》外，亦着意从篆留摩崖以及古砖、古陶、古印文中汲取精气，致力将其线条、笔画、结字的古拙之意入乎其内、发乎其外；更对魏碑唐楷以及怀素张旭、山谷枝山的草书诸贴参详透彻，并以“二王”之气相连续、相通贯，经四十年终得大成。他用笔中锋主导，侧偏时现，方圆道法自然，于是在总体凝练苍莽中发出丝丝的真趣；其用墨丰润主宰，枯涩相间，墨晕粘连自如，于是在总体华滋饱满中透出凛凛的风骨；其章法象在心内，因势生变，主客动静谐和，焕出生动气韵……

　　陆康先生评其作为集金石、书卷、雄浑三气于一身，我意则如一位着布衣、佩利剑，独自行走在莽原的大诗人，实乃语异而旨同。总之，他以强大的思想张力与充沛的情感活力，显示出人在现实与理想之间获得自在的无限可能及千姿百态。然而这种思想张力和情感活力，平时并不显露，俱被包裹在宁静谦和的外貌与稍嫌木讷的谈吐之内。

　　郑振华之所以钟章草，另一半源于章草自身的能量。众所周知，章草处于上承隶书、下启草书的演化期，但其功成之后，并未身退，而是自汉魏而两晋，而唐宋，而明清，直至现当代，历代书家佳作虽少，却是绵亘不绝。另外，以我浅见，书法还有与其他艺文之大不同处。其他艺文，无不需要他者的欣赏，最好得到评价方可完成；书法却不一定非要接触他者，更不用去求别人的意见，一切在书家本人身上即可完成。

　　于是，在一幅好书作里，比如在这把题京剧《四郎探母》的折扇里，必有一条古典与个性交汇的地平线。在这条地平线上，我定能看到一匹良骥出现，由慢而快地朝我驰来、驰来……

　　风起田园向莽原，心生幽暖自坚寒。放怀席地因随性，落笔穿空恰等闲。从古道，向今原，千年一霎即身前。此书可作掌中见，不使旁人任意观。

　　（调寄《鹧鸪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