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黟山籍篆刻大师黄士陵侨居广州十八载，登高一呼，播艺传道，为近代岭南地区篆刻艺术的中兴与繁荣，立下了旷世功勋。他所开创的黟山派经过一个世纪的传承繁衍，至今已是枝繁叶茂，硕果参天。这不仅与黟山印风博大、包容的艺术特质相关联，与黟山数辈印人不遗余力的推广、传播也密不可分。在黄氏嫡派弟子中，除了易大庵、黄少牧之外，于民国印坛负有盛名的还有李尹桑。

　　李尹桑（1882—1945），原名燊，字茗柯，号壶父、鉨斋、秦斋，别署大同石佛龛。江苏吴县（今苏州）人。自幼随父亲秋泉公移居广州，落籍番禺。适逢黄士陵在广雅书局任校刻工作，公余染翰走刀，为艺林称赏。秋泉公将李尹桑等昆季三人一同拜入黄氏门下。其中黄士陵对聪慧、勤奋，且于篆刻颇具悟性的李尹桑青眼有加，便将生平书印绝学尽悉传授。李尹桑于金石、六书、训诂也靡不精究。光绪二十六年（1900）黄氏归里后，李尹桑仍孜孜以求。后一度游幕各地，结交诸多金石书画名家，识见益富，印艺猛晋，名声鹊起，求印者络绎不绝。

　　广州是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也是我国南方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李尹桑不仅为孙中山、张静江、谭延闿、胡汉民、胡毅生、黄节等民国早期政要、文艺名人镌刻印章，外埠书画家及同道如易忠箓、黄宾虹、赵叔孺、汤定之、余绍宋等嗜其印作，不远千里，纷纷邮石索刻，青年才俊冯衍锷、吴仲坰等更是慕名来学。李尹桑与同门易大庵最为莫逆。1918年，二人齐心协力，在上海、广州两地发起成立海上和濠上印学社，成为近代印坛屈指可数的早期印学团体。此外易大庵能从传统黟山派成功转型，主攻战国古玺，也有李尹桑的督劝和鼓动。他们同气相求，相互切磋，砥砺前行，有合辑成《秦斋魏斋鉨印合稿》问世。

　　李尹桑性喜收藏，尤痴迷古玺。1919年夏日，天降奇缘，意外获得一大银鉨，欣喜万分，认为“不啻定公（龚自珍）之获飞燕古印（‘緁伃妾娋’鸟虫篆玉印）”，即更字鉨斋。李尹桑创作充分利用晚清古玺印收藏大家陈介祺、吴大澂、端方的学术成果，致力于彼时尚未完全开发的战国古玺，并运用犀利鲜挺的刀法，秉承黟山派不敲边、不去角，体现古印醇美古雅、完好如初的理念，来体现古玺的原始风貌，与乃师以完整光洁的缪篆体来复元两汉铸印的原生状态，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此外，李尹桑还大力挖掘、拓展古玺形式，创作了像曲矩形、竖栏界格形、无边框形等仿古玺作品。虽说古已有之，非其首创，但明清以来印人多未涉足，李尹桑自有倡导之功。

　　李尹桑也擅长效仿黄士陵在边款中记录创作的取法与心得，不乏有真知灼见的印说。如在“少安纪”边款中称：“汉人以缪篆摹印，务求缜密；三代古玺则疏落参错，而愈谨严，时代使然，非强为轩轾也。”在“陈坤培字厚栽”边款里又称：“古匋器每多玺文，雄浑高古，可与金文相埒，而意趣自别。”对于赵之谦与黄士陵这两位晚清开宗立派的大师在创作取法的差异上，李尹桑留下了一段精辟而入木三分的印评，称：“悲庵之学在贞石，黟山之学在吉金；悲庵之功在秦汉以下，黟山之功在三代以上。”

　　李尹桑以其精湛的技法将古玺形式提升到前所未有重视高度，朱文小玺创作甚至达到“置古谱中莫能辨”的以假乱真境界，可以说是对黟山派“印中求印”的拓展。然而从篆刻艺术发展历史的高度来要求，他的摹古功力虽深厚，艺术个性却趋之谨慎。李尹桑篆刻创作尚未跳出黄士陵与古玺的框架模式，创新力度毕竟有限。守旧者可红于一时，而出新者则可传百世，李尹桑的历史地位与影响力自然也逊于后期变法的易大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