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条路从我下车的塘外一直通到农场。那些年每个月我会走两次，回上海休假，从上海返回，走五十分钟。休完假回农场，下车的时候都是天黑了。路上没有路灯，我便想着明亮的心思走在黑黑的路上。当知青的那些年，我灰黑的心思很少，明亮的心思很多，所以“走路”的时候不沉重。

　　右面是河水和芦苇，左面是田地，我走着走着，看见左面路边有个黑乎乎的一团，走到面前，看清楚是个蹲着的阿婆。阿婆抬头看着我：“要买鸡？生蛋的老母鸡。”她的话是上海奉贤口音。我说：“介夜了，侬还在卖啊？”我是上海市区口音。她说：“侬要？”

　　我就问她，鸡多少钞票一斤，她说，一块两角一斤。我问她，为什么要卖掉，你不可以自己吃吗？她说，我长这么大，还没吃过鸡。她又问我：“侬要？”

　　我说，我刚从上海休假回来，要是现在回上海休假，就买了。她说，上海人喜欢吃老母鸡的。

　　我转身走了。她说：“侬想买，就再便宜一点。”她的声音很老，在夜晚里是一个很轻微的飘忽，立刻就落到了地上。我走了一段路，回头看看，那一团黑黑的还在那儿。一路上，我老在心里说着那句话：我长到这么大，还没有吃过鸡。她当女儿的时候没有吃过，当新媳妇的时候没有吃过，当妈妈没有吃过，现在当阿婆了，还是在把鸡卖掉。 

　　那是四十几年前的事情。后来所有的路都变了，宽了，许多都高速了，但是路上总是还会有“蹲着”的人，白天和黑夜，困苦和艰辛。

　　你看看，这是多么热的下午，她蹲在路边的草坪上拔草，戴着草帽，“你拔草啊？”她看看我。“怎么就你一个人拔？”她说：“我承包的。”我指着长长一溜草地：“这都是你承包的？”她指指远处的红绿灯：“一直到那儿。”她的衬衣湿透。“他们每个月给你多少钱？”“850。”她是外地口音，这是在上海的一条路上，而且是2015年，她说850的时候低声悄语，没有一点儿火气。我帮她拔了几棵草，然后站起来走，我要去4S店开回在保养的蓝车。我知道我这样的蹲下和询问，鲁迅先生都会在他的文章里说出一通讽刺的话，而且句句深刻，可是我除了蹲下和询问还能做些什么？我也是走了一段路还回头看看她，就像看那个黑黑一团的阿婆，但是这时我深深同情的却是自己，过着的早不是知青的日子了，可是心里的灰黑却比以前多得多，骂骂咧咧，可是你看看她，850元，湿透的衬衣，一声不吭，我不用问，都看得见她的心里比我明亮得多。他们平平静静过着穷日子，可是呼吸平静、干净，和许许多多“富豪”比，他们简直是蓝天！而那些“富豪”却黑乎乎一团。我突然就又想到，如果一个人被约了去一个不是咖啡馆的地方“喝咖啡”，等候被缉拿的通知，在回来的路上，看见这个拔草人，弄不好就会痛切地想，如果我是这个拔草的人多好！

　　在新加坡演讲，晚上去一个名品店看看。那是一条灯火明亮的路，开冷气的店里年轻人坐着在吃喝，年长些的在微笑聊天。可是我又看见了一个在修路的人。他很黑，很瘦小，蹲在路上很容易眼睛就被晃过了。有一小块路面地砖坏了，他正在铺新的。他仔细铺着，用铲刀刮着地砖缝隙里的水泥。我就蹲下来看他劳动，我的确很喜欢在这样的“蹲着”前蹲下，我不是像很多年前，蹲下来只是想问问，甚至很幼稚地问，你为什么自己不吃？我现在是心里有敬意的，觉得这样的劳动很好看，看得见生命最简单、质朴的样子，看得见平淡和随和。我越来越不简单和平淡，却越来越喜欢平淡和简单。我问他是哪儿人，他说是印度人。我问他这一块路面今天晚上可以铺好吗，他说可以铺好。我看着他用铲刀仔细刮着地砖缝隙的样子，一块块地砖平平地挨在一起，我知道明天早晨当人们走过时，谁也不会知道这是昨天晚上一个瘦小的印度人修好的。就算知道，很多人也会想，我要知道这个干什么？这难道有意义吗？

　　我对他说：“你铺得真好，晚安。”

　　我没有再去名品店，在路上逛了一会儿，就回酒店了。我没有立刻晚安，而是要坐下来写一下。在我的路上，当然看见过很多这样的蹲着，可是刚才不知怎么就接连想起了阿婆和拔草人，于是我就这样把她们和印度人写在一起了。我并不喜欢看见这样蹲着的困苦，多么希望那个印度人现在正在他的家里晚安，有冷气，大大的床非常舒服，可是当我看见他们的时候，心里却虽沉重又明亮，甚至还有一点儿喜悦，因为他们可以照亮我的心思，他们虽然蹲着，但是他们是有光芒的，他们也许是更好的路灯，我们走在它的下面，影子不容易歪掉。我们不要只是读伟人的故事，富豪的故事，也要读读他们。

　　我写完了。现在是新加坡深夜两点。

　　晚安，印度人。晚安，拔草人。那个阿婆应该已经不在，可是我也要对她说：阿婆，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