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演讲旨在廓清二战后联邦德国进行历史反省的迂回进程，分析上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数场历史争议，从中讨论战败国普遍存在的认同困境及其产生的社会张力，因此或许能为我们更好理解邻国繁复而多变的历史认知提供一种参照。

　　反省之路历经五个阶段 认识历史罪责逐步到位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孟钟捷

　　二战后，德国被占领，不久一分为二。民主德国视自身为“反法西斯战士”的继承者，对纳粹历史虽然进行不遗余力的批判，但其反省却不是题中应有之义。与此相反，联邦德国自以为是第三帝国的法理传人，故而不得不始终面对历史反省这一政治使命。概言之，联邦德国的历史反省之路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

　　隐忍期（1945-1949年）

　　被迫认同与内心排斥

　　二战后，盟军对德国的改造实质是战争史上的特例，因其支撑理论是把德国人整体视作一个“恶的民族”，必须以外力来进行彻底改造。这种对德意志民族进行整体改造的思想直接影响到此后的各种行动，如对德国人进行逐个思想审查。根据美国军政府调查，大部分受访者都认为纽伦堡审判是公正的。

　　但实际上，上述调查结果是可疑的。德国人其实留下了不少恰好相反的文字叙述。不少人把这场战争界定为“希特勒的战争”，以便让这个恶魔来单独承担战争责任；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则巧妙地进行了著名的罪责分层，即罪责包括刑事、政治、道德和抽象四种，刑事罪由法庭来惩处，政治罪需要让人们承担战胜国确定的赔偿义务，道德罪需要通过个人良心的忏悔带来重生，抽象罪责唯有等待上帝来审判。换言之，所谓“集体罪责”是不成立的。

　　由此，在被占时期，至少在西占区，德国人对于战争罪责的认识实际上介于被迫认同与内心排斥之间，形成一种“隐忍不发的形态”，而把盟军行为视作“胜利者的审判”。

　　回避期（1949-1959年）

　　外交“认罪”与对内“大赦”

　　1949年9月20日，联邦德国成立。在这一时期，其政府在认罪问题上采取了两种看似矛盾但也存在内在关联的政策：（1）外交“认罪”，即在外交活动中从来不否认自己的战争罪责，而且十分积极地对以色列进行赔偿，并在中东问题上明显推行偏向以色列的政策。（2）内政“大赦”，即在对内政策上推行政治大赦，让前纳粹分子回归政坛。简言之，联邦政府希望“就让历史过去吧”。当年11月，联邦德国的第一部法令《大赦令》在国会通过。1950年，政府修改了《基本法》第131条，让那些前纳粹政府的公职人员有权回到战前岗位。甚至连联邦政府中也有3名前纳粹分子。1954年，第二个《大赦令》颁布。与大赦几乎同时推行的政策，是减少对纳粹分子的审判数量。1950年还有2500人受审，而到1954年《大赦令》颁布后只有183人。工业集团法本和克虏伯的有罪高级人物都很早就被释放。甚至在美占区被判有罪的纳粹法官们和集中营医生们，也由美国最高代表将之减刑。

　　与政治态度相配合是学术界的沉默立场。当时占据主要历史学教席的教授们大多曾在纳粹时期任职。他们闭口不谈1918年后的历史，理由是“政治化”。

　　在第二阶段，当德国人摆脱了占领军的高压政策后，立即出现了反弹。不过，这种反弹并没有导致否认罪责的出现，而是呈现出比较复杂的回避态度。

　　觉醒期（1959-1982年）

　　极右复兴与“华沙之跪”

　　从50年代末起，对历史问题采取回避态度的“鸵鸟”做法经历了一系列事件的冲击。首先是极右翼势力的复兴与规模浩大的法兰克福审判同时出现在联邦德国。特别是后者让“奥斯维辛”的惨痛一面呈现在德国民众面前。两个对立但相互联系的事件不仅让一批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建国以来的历史政策，而且也在哲学高度对“集体罪责”问题提出了新的视角，亦即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这是针对1961年耶路撒冷审判纳粹高官艾希曼之举所做出的评论。阿伦特认为，艾希曼体现了现代社会技术化之“恶”。

　　其次是60年代末开始的学生运动冲击了固有的社会准则，代际冲突进而揭露了老一辈学者试图回避和隐匿的纳粹经历。特别是后一点，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学术思潮，即对德国历史形成了批判性研究的趋向。如果说，前面的阿伦特对“平庸之恶”的反思是一种哲学觉醒的话，那么历史学家对“不平衡发展道路”的反思则是一种更有力度的历史觉醒。

　　到70年代，政界也恰好发生了重大震荡，当政20年之久的保守党基民盟/基社盟下台，取而代之的是社民党与自民党的“社会-自由”政府。勃兰特这位二战期间的反纳粹战士高喊着“更多民主”的口号，进入总理府。1970年，他在华沙犹太人聚居区纪念碑前的惊人一跪，或许带着很多个人色彩与外交目的（打开东方之路），而且事实上，这个举动当时还饱受争议——《明镜》周刊曾经做过的民意调查表明，大多数受访者并不赞成总理的这个举动——但其现实效果却是一目了然的：德国认罪态度获得了世界好评，不仅勃兰特转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而且这张照片从此成为德国坚持正确历史观的常见写照，被用于各国教科书中。

　　总之，一系列的冲击构成了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社会启蒙运动。罪责问题突然之间成为德国社会颇为流行的词汇。但是，德国人在历史反省问题上真的“觉醒”了吗？其实不然。

　　反复期（1982-1990年）

　　比特堡事件与总统发言

　　整个70年代德国人在历史反省道路上的进展，事实上受到了一些短期事件的影响，特别是政局变动的影响。80年代初，社会-自由政府被保守派政府取代，科尔上台后，一种新的历史政策便呼之欲出。科尔是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政治家，爱谈所谓“晚生的幸运”。换言之，他们无须为父辈的罪责“背锅”。从外部来看，这种决心变化的态度也有其根源所在：联邦德国在战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特别在8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中鹤立鸡群。世界地位的变化，更让部分德国人不愿意继续在历史问题上纠缠不清。

　　在此背景下，一系列事件充分反映了德国历史反省道路上的各种反复：第一件事是比特堡事件。科尔上台后，邀请美国总统里根访问德国，其中行程之一是去比特堡公墓拜祭二战期间牺牲在德国战场的美国士兵。问题是，就在拜祭之前，人们发现，那个公墓居然还是6名党卫军士兵的身后之地。尽管如此，科尔政府仍然坚持原方案。

　　第二件事是1985年5月8日总统魏茨泽克在国会的发言。他站在西欧民主发展历史的进程中，来看待5月8日对于德国的意义，所以他说，这是“盟军把德国人从纳粹独裁中解放出来的纪念日”。这种重塑纪念日的举动不仅向外界重新澄清了德国政府继续历史反省的态度，而且也找到了把德国历史与西方历史结合起来的联系点。至今为止，5月8日仍然是德国的法定纪念日。

　　80年代的反复体现了德国人在历史反省问题上的众多纠结之处。虽然魏茨泽克的5月8日演说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些争执，但随着两德统一后民族认同身份的新塑造，更多的纠结将不断涌现。

　　纠结期（1990年至今）

　　民族主义与历史负担

　　两德统一后，至少在四个方面对80年代好不容易达成的历史共识产生了冲击：第一，东德解体，对于东德的研究似乎一下子突破了第三帝国作为“德国历史上唯一一种极权体制”的固定看法。第二，统一后的德国有望成为新大国，所以在政治上不愿意向西方靠拢的地缘政治学派再次兴盛起来。第三，统一运动带来的民族主义狂热进一步推动了右翼极端势力的快速增长。根据报道，由联邦宪法院所宣判的反犹主义案件数量从1990年的208起上升到1996年的719起。不仅如此，科尔政府至少隐瞒了80起破坏犹太人墓地的案件，甚至还在类似行动发生后，公然宣称“德意志民族”和“世界犹太人”之间存在着对立，反犹主义神话是由犹太人制造出来的。右翼的民族“共和”党统一前只是拥有1%支持率的小党，却在1992年巴符州选举中获得了超过10%以上的选票。第四，一些新发现成为突破“集体罪责”理论的好证据，例如1994年上演的《辛德勒的名单》。

　　正因如此，90年代表现出来的公共历史争议特别多，而且画面更为纠结。

　　总体而言，90年代以来历史争议出现了较高频率。这一方面同公众对于历史的兴趣不断提高有关，另一方面也同媒介变化密切相系。但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统一后德国对于过去、当下与未来之间的身份转换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顾虑之处。他们既希望用一种荣耀的历史来鼓励当下、展望未来；又害怕一旦把二战这种历史负担抛诸脑后，不仅引起其他国家的警觉，又导致国内右翼势力的反弹。这种纠结直到今天还没有真正结束。

　　孟钟捷现场回答听众提问

　　听众顾培德：为什么德国和日本对待二战的态度有这么大差别？

　　孟钟捷：为什么我今天要讲我们要理解德国在战败问题上这样一种反省的历程有多么曲折？实际上就是要提醒各位，我们在日本的问题上其实要采取更现实的态度，要有分层次的考虑。目前，我们对以下几个问题是很纠结的。第一个是南京大屠杀的问题。纵观全世界对南京大屠杀的论述，关键点并不是没有南京大屠杀，而是数字。但为什么西方现在在南京大屠杀是不是死了30万这个问题上似乎不站在我们这一边？西方人认为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是犹太人大屠杀，任何事情都不能与犹太人大屠杀相提并论，在他们看来南京大屠杀没有什么很大的意义，就不提了。这让我们反思，如果没法突破西方文化的霸权，那民族的伤疤别人就看不见。

　　第二是日本认不认罪的问题。西方主流国家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在二战这一部分有两张经典图片。第一张是犹太人大屠杀，第二张是原子弹轰炸广岛。西方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教训是：犹太大屠杀居然可以用人类工业文明、人类智慧的结晶——机械化的手段，如19世纪后半叶才发明出来的化学武器——大规模地杀人。广岛原子弹轰炸与此类似。问题是有原子弹轰炸的图片，但在正文叙述中几乎没有讲到日本是怎么侵略中国的。可以想到的是西方青年在接受这些教育的时候，反而会觉得日本是受害者。这样的叙述符合欧洲人的审美观。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文化在崛起，我们要有文化的自信，未来我们希望能够改变主流叙事。现阶段需要让西方人理解我们的诉求是什么。

　　听众应志斌：在纽伦堡的审判中，一些纳粹认为是先有屠犹事实，后来才设置反人类罪，认为这在法理学上是不正确的。孟教授怎么看？

　　孟钟捷：我没有做过专门研究，但我可以指出的一点是，无论是一战还是二战，对战败国的处理都是有法理依据的，即1899年和1901年两次海牙会议。两次会议以及海牙国际法庭成立时都涉及战争罪行该如何审理的问题，是二战后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援引的重要依据。第二点是，反人类罪的罪行确实是最新出现的。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我认为20世纪与过去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人类社会更大规模地扭结在一起了，也就是说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增强。1945年后殖民地获得解放，使每个人、每个社会都有独立发展的权力，从历史的角度来讲是思想进步的体现。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不能仅仅从法理学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而应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来认可它在审判过程中是符合人类社会前进发展方向的。

　　听众谢震亚：听说在德国有关宣扬纳粹的行为是犯罪，甚至要受到惩罚的。德国为什么会这样做？

　　孟钟捷：联邦德国的基本法确实明确规定了宣扬纳粹行动是不合法的，有两个原因。首先，在魏玛时期，德国实行的是比例代表制，这意味着如果51%的人选了A，那么就在议会中有51%的席位，而选了B的49%的人也可以在议会中拥有席位。而纳粹党的兴起和这一选举制是有关系的。纳粹党从1922年获得第一个国会议席开始，很长时间里它在国会中就只有两个议席，一直到1931年突然增加至130多个议席。只有两个议席的小党居然可以兴风作浪，很可怕。联邦德国吸取了这个教训，所以在基本法中规定，如果在全国的选票中不超过5%，就没有权利进入国会。这实际上是针对纳粹党的。战后德国对内有大赦，老纳粹党党员希望重新注册政党，但因为无法获得5%的选票，一直进入不了国会，就没有政治影响力。从而国会关于打击纳粹的法律也就容易通过。第二个原因是，这对外是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历届政府非常清楚，政治家绝不能口无遮拦地说话。

　　听众魏葳：德国战后反思之路历经反复，但最终走上正确的道路。您认为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孟钟捷：从历史角度来看，德国之所以在反省的道路上有反复，但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两个原因很重要：一是来自外部的压制，二是内部的知识分子能够发出更多的声音。德国是分区占领，而日本是美国一国占领。分区占领导致德国分裂，但不管是哪个国家或哪个意识形态的阵营占领了德国，它们在反省问题上基本上是一致的，因为它们都是当年德国的敌人，绝对不允许德国翻旧账。所以在历史问题上，来自外部的压力基本是正向的。当然，我们也看到有反复的地方，比如联邦德国的大赦法如果没有美国的批准是不可能推行的。第二，内因也很重要。德国知识分子的发言权远远要比日本知识分子的发言权大。左翼在德国国内的势力非常大，有自己的电台等发声渠道。一些左翼知识分子能力很强，比如哈贝马斯，他对德国上层社会的影响特别大。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知识分子振臂高呼，所以德国的路不容易走歪。所以这是两方面互相作用的结果。玖田据7月26日讲坛提问整理（观看视频录像请登录新民网www.xinmin.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