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创立中西书院的林乐知

　　1882年，那是施约翰在梵王渡口将中国第一个准教会大学——圣约翰书院——开办后的第三年，相距苏州河仅一箭之地的昆山路这一带，中西书院赫然问世，中西书院的创始人便是一早来到上海的林乐知。

　　林乐知曾经如此说过，“人之所以为人者，学问而已矣！无学问者不得谓之人”，说法有些偏颇，甚至有些暴力，但也不失为一种观点。为达成自己的观点，林乐知在1881年，砸了自己饭碗——接连辞去上海广方言馆教习、上海制造局翻译等职务——全力以赴地在法租界八仙桥创办了中西学堂第一分院，稍后，又在虹口吴淞路一边开设了中西学堂第二分院。接着，“西国劝捐，历四、五年”，于1882年，林乐知在苏州河的不远处，购买了今日上海昆山路一带的41亩土地，兴建校舍后，将原先中西学堂两个分院逐一迁入，另取名为中西学院。

　　起名中西书院，林乐知自有其深刻用意。

　　19世纪80年代，上海正由“暗锡岁月”逐渐进入“白银时代”，东西方文化的冲突相比之前已有所缓和，但中西交融的海派文化还没有产生。只说一个细节：租界上海早在新能源煤气灯照耀下闪闪发亮，但1882年3月，上海道道台大人刘瑞芬还发布了《禁用火油灯示》这个政府文告，文告称火油“最易引火”，用意似乎为避免可能的火灾。但其实，火油灯即煤油灯或洋油灯，道台刘瑞芬大概看着洋货便有一股咬牙切齿的愤怒。

　　精通文言文的林乐知读了这个公告没有？倘若读了，他定然明白，这个细节说明，对此时此刻的中国来说，新文明的传播有着多么重要！因为它将给其时的中国人带来头脑、心灵和思想上的开敞，但新文明的传播，是也必须要以中西结合的方式为最佳，维新派的一代栋梁梁启超先生判定“中西并重”是全国上下一致认同、千古难变的“至言”，亮出中西学院这个招牌，可以看作林乐知对时代潮流的认同。

　　1882年，中西书院设在后来的景林堂对面，一幢白色外墙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建筑设计师的名字至今无从知晓。41亩的土地上，除中西书院的那幢白色建筑，还有林乐知的住宅，以及鸡舍、菜园和球场。周围不少住房则租给了以日本人为主的外侨，与塘沽路接界处的那部分，让给一所外国女子中学。贯通这些建筑的一条总弄堂由印度籍锡克族人把守，那便是老上海人嘴里的“红头阿三”了。

　　林乐知的《中西书院规条》中如此写道：“创立中西书院，专为栽培中国子弟起见，非敢希图虚名，实求实济。”

　　先说中西书院的课程。课程设置严格地按“中西并重”的这条原则，你可以说这是对中华文化的尊重，也可以说是林乐知先生的一种策略，通常来说，老师半天教授“中学”，另半天教授“西学”。“中学”内容在本质上与私塾并无多少差别，主要是讲解古文，作诗造句，写对联，学书法，熟读中华文化精魂的四书五经，虽说内容并不新鲜，却是中华民族精神气息代代相承的从来根基。“西学”却是相当新鲜，学制为八年，且看这八年中，中西学院的学生如何安排他们的学习时间与学习内容：第一年，是认字写字（当然是西方文字）、浅解词句；第二年，是讲解各种浅书，练习文法、翻译字句；第三年，是数学启蒙、学习各国地图；第四年，是代数学、讲求格致；第五年，是考究天文、勾股法则；第六年，是化学、重学、微分、积分；第七年，是航海测量、万国公法；第八年，是富国策、天文测量，如此等等。

　　1882年开办，1911年迁往苏州，中西书院成为后来东吴大学的根基之一。30年间，书院为李鸿章、张之洞们那场光荣但却不能带来最终荣耀的洋务运动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从海关、总理衙门、北洋水师到工厂、新式学堂、对外贸易单位，到处闪烁着中西学院毕业生的身影。

　　1860年的夏日，从美国南方佐治亚州，经一路的九死一生，林乐知抵达了中国上海。他自己没有想到在这片土地上一待竟然是40多年，直到1907年去世在上海，也安葬在上海。在他去世之前，大清国赏给了他五品顶戴的官衔，某种意义上，大清国的顶层人物显然是有眼无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