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边悠喜子,12岁随母寻父到中国,日本投降后加入东北民主联军,是个标准的“日本女八路”,复杂的经历使她的人生充满传奇色彩。这位86岁的日本老人,从60岁开始寻找日军在中国留下的罪证,努力让更多的日本国民知晓这段历史。
一个日本少女的投降日
在东京八王子市的寓所内,86岁的山边悠喜子回忆起日本投降当天的往事。她1929年生于东京的幡谷,12岁随母亲与在辽宁本溪一家日本煤矿公司工作的父亲团聚。
1945年,她16岁,在辽宁本溪一所小学校当老师。“之前日本军队告诫我们说,国家的危机就在眼前,要求七八岁的小学生到道路上去挖地洞。8月15日那天,校长下命令说,今天天皇要讲话,不工作了,大家都回家。孩子们一听,都高高兴兴地回去了。我们当老师的集中到一个教室,我天天挖土,带学生玩,真的好累,一听到不要工作了,一坐下就睡着了,睡了几个小时都不知道。醒来以后有人跟我说打了败仗了。”
投降令日本人在中国的感受一落千丈。山边悠喜子记得,每条街道上都是在欢呼“胜利万岁”的游行队伍,她还听说外地有很多中国人发泄仇恨,砸了以前欺压他们的日本人的家。也有日本人家庭,等中国军队来了,全家人坐在一起,拉响了日军留下的手榴弹。
给山边最大触动的事情是,弟弟有两只精心喂养的鸡,投降前夕,一个以前天天一起玩的中国小孩把鸡抱了就走,弟弟大哭着说:“这是我的鸡”,中国小孩大声说:“这是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喂中国的粮食长大的,是我们中国的鸡!”在弟弟的大哭声中,山边隐约感觉到,生活再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了。
不过,山边感到奇怪的是,本溪却没有什么暴动。家里没吃的,中国人朋友还送来好多高粱米。这个疑问,直到她开始研究这段历史才知道,本溪那时有很多共产党员小组,在日本投降前接到命令,维持当地的稳定。
日本女孩当了八路军
山边一家夹杂在逃亡的日本人队伍里,逃到了朝鲜。在日本人的认识里,朝鲜也是日本的“领土”。可在朝鲜,他们感到了更强的仇恨和敌意。无奈,山边悠喜子一行只好又返身回到中国。
“再回到中国,竟然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好似回到故乡。”山边悠喜子说。
1945年12月的一天,山边悠喜子在街区的公告栏看到一条八路军征召医疗人员的通告,她想到自己曾在学校学过一些医疗救护知识,便萌生了报名的想法。在征求父亲的意见时,父亲很犹豫,但还是答应了。促使山边父亲做出决定的,还有几个月来与共产党军队的接触,使他产生了信赖感。他以自己的人生阅历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如果留在中国,国民党靠不住,共产党还可以。”
从此,山边悠喜子加入东北民主联军,跟随部队经历了艰苦的战略撤退和激烈的战略反攻,从东北一直打到东南,经受了炮火的洗礼。解放战争胜利后,她和在战火中相识的丈夫山边贤藏留在桂林第181医院做统计护士工作,直到1953年回国。
回到日本,山边悠喜子和丈夫觉得和周围的一切是那么地格格不入。因为他们是中国回来的,好多工厂不肯接收,只有小型的家庭企业还愿意接纳。那时候,日本社会对从中国回去的人有着各种严格的防范措施,因为山边贤藏曾在部队里担任过“民族干事”,日本当局就派人专门盯梢,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2年。
“在日本的每一天,我都在想哪一天能再回中国。”山边悠喜子由衷地感叹道。
疑问和对答案的追寻
1984年,55岁的山边悠喜子正式退休了。此前,她辗转联系了当年在中国部队时的老首长,希望能够在中国找到一份适合自己的工作。恰好这位首长时任长春白求恩医科大学校长,学校正缺讲授日语的外教。这样,她就顺利地成为白求恩医科大学的日本语会话教师。当年10月,她离开日本,终于又回到了魂牵梦萦的中国。
她时常与中国学生长谈,有的问题总被热心的中国学生提起,比如“日本的年轻人对日本侵略中国的问题如何认识?”这样的问题虽然令人尴尬,但山边面对学生认真的面孔和期待的目光,只能尽其所知说明,并直率地谈出自己的想法。
她开始认识到:因为过去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日本人到亚洲国家去,人们首先会对这个人怀有警戒心,会想到“这是个持什么立场的人?”这种疑惑不解除,就不能产生真正的友好,也不可能建立一种信赖关系。
结束了5年在中国的外教生活,回到日本后,山边心里仍然带着许多问题,而“如何认识日本的侵略战争”是一个核心。
为了寻求答案,她参加了一些培训。她开始学习日本侵略的历史。她认为,日本没有对侵略历史的正确教育,而自己少年时期对“满洲国”懵懵懂懂的印象,已经不能还原残酷的日本侵华史,所以必须学习、寻找真实的历史。
她决定到中国民间去深入调查,了解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日本军队在中国究竟干了些什么?1990年,山边选择了到中国东北的黑龙江大学学习汉语。1992年与中国历史研究者共同参加黑龙江历史考察,是她探寻真实历史的开端。
拒绝忏悔的侵华老兵
1992年起,日本一部分和平进步人士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和对历史负责的精神追究日本战争责任,成立了“731部队展实行委员会”,后又成立了“毒气展实行委员会”。1999年,这两个组织合并成为ABC企画委员会。山边悠喜子都积极参与,并成为主要成员。
山边悠喜子最初接触日本侵华老兵,始于从抚顺战犯管理所回国的“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中归联曾出了一本很厚的书,每一个战俘都发表了自己的经历。山边悠喜子根据这本书,一一寻访到他们。
“一开始,我们还以为日本老兵都是这样,后来才知道,中归联只是很少很少的一部分,大部分人是回避的、不反省的。”
有一年,山边悠喜子和同伴去仙台寻找一个在中国扔过毒瓦斯罐的老兵。这个老兵现在家里开了理发店,对过去的事三缄其口。他对山边说:“过去的事是过去,我不讲。”他的儿子后来说:“你们这些和平团体,天天要问父亲做了什么事,周围的人现在就说‘那个家的那个人当兵后,做了那么些坏事情,去他家理发一定会影响到什么’,现在客人都不来了。”山边悠喜子和同伴只好无功而返。
还有的老兵虽然愿意讲,但并不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有错。今年 4月30日,ABC企画委员会在岩手县盛冈市举办一个731部队的研讨会,一个姓镰田的731部队老兵到场讲了当年杀害中国人的事,当场受到女学生的厉声指责。镰田反驳:“现在反省干什么,那是过去的事,你说我做的是坏事,那也是国家的命令。”
敦促日本公开战争罪恶
20余年的寻访中,山边悠喜子也看到过积极的一面。10年前,中归联老兵三尾丰,为自己的罪行深深自责,“他说,一闭眼,自己杀害中国人的情景就浮现在眼前,从没睡过好觉。”他到鞍山找到被害人家属,一见面就跪下来道歉,乞求原谅。他去世前两三天,山边悠喜子去看他,他说:“我彻底安心的时间来了,以后的事情请你继续考察,我才可以好好睡觉。”
还有一次,山边和同事做展览时,一个年轻人边看边说:“这样的事情我家也有啊。”他说,他的爷爷去世前向他透露过自己曾在哈尔滨731部队服役过几年,这段经历爷爷一直在心里藏了一辈子,都没和他的儿子提起过。现在,这个年轻人也会利用假期,到中国来寻找战争遗迹。
但日本国内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了解这段历史。山边的同伴中有积极向学生宣讲日军侵华罪行的老师,却遭到教育部门的排挤,人被孤立,工作几乎不保。
“尤其是安倍上台以后,这个事情隐瞒得越来越深。我们敦促日本公开,否则很多材料就这样被隐瞒下去了。当事人渐渐没有了,只有文字和遗迹才能证明过去的罪恶。”
“我希望日本人能勇敢诚实地面对犯下的错误,日本是文明国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还叫什么文明?”山边悠喜子气愤地说。
她对安倍的做法非常不满。她说:“安倍这样的想法不是他一个人的,也不是刚出现的,而是从战败后一直到现在,逐渐演变而来的,只是每一个领导人的表现不同。”
记者提起8月6日广岛原爆纪念日时,许多游行队伍在场外反对安倍及安保法案。山边悠喜子说:“现在日本的年轻人在首相的官邸外游行,反对政府的做法,而且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这确实和以前不一样,但结果会怎样?也并不乐观。”
山边悠喜子86岁了,但依然充满热情和憧憬。“我想画漫画,把东北民主联军的故事画下来,让日本的小朋友知道这是一支怎样的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