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国家和国人撕裂开来的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暧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支撑着日本人走向新生的，是民主主义和放弃战争的誓言，这也是新的日本人最根本的道德观念……然而，蕴涵着这种道德观念的个人和社会，却并不是纯洁和清白的。作为曾践踏了亚洲的侵略者，他们染上了历史的污垢……”199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在瑞典皇家文学院发表了题为“我在暧昧的日本”的演讲。那时临近战后50周年，演讲中不断提及的“日本的过去”体现了某种时代意义上的关切。

　　在战后70周年的今天，谈及这个国家的历史认识问题，“暧昧”一词依然表现出强大的解释力。与经历过战争的老一代有所不同，战后出生的日本人对于“历史上的污垢”的了解大多并不清晰。新一轮的历史解释，便在这种遗忘中令人担忧地滋生起来。

　　长崎：只记自己的伤

　　“请看见我们的伤痛！”走在长崎，你会深切感觉到这样一种无处不在的“呐喊”。以“和平”命名的道路，历史遗迹前供奉的花束，暗沉朴素的建筑风格和当地人内向而略带警惕的表情。尽管这里如今拥有被誉为世界新三大夜景的夜晚，但人们不断讲述的仍是70年前被那道无声闪光刺亮的“白昼”。

　　1945年8月9日，代号“胖子”的原子弹投下，改变了长崎的发展轨迹。由原爆所引发的悲情记忆如今无处不在，把这座城市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历史博物馆”。长崎的游览地图都标有一条醒目的“和平散步路线”，浦上天主教堂、和平公园、山王神社这些“和平景点”以今昔对比的方式，向来人讲述残酷的战争往事。 

　　长崎原爆资料馆讲述了更多历史细节。馆内无线网络的密码是“19450809”，对每一个到访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无言提醒。馆内集中呈现了长崎的“原爆被害”种种实态：爆炸、火灾、核辐射、热辐射……原爆之时停摆的挂钟，被扭曲的小学生铁饭盒，以及荒野中遍布遗体的照片……一幅令人震撼的照片则是，“墙上的哨兵之影”，讲述的是原爆那一天距离爆炸中心地以南4.4千米的要塞司令部，一个哨兵遭遇热辐射高温，瞬间被“晒”成了人影。

　　漫溢的“被害者记忆”，却仅仅是历史的一部分。暧昧在于，只有悲惨的“进行时”，却没有详细的因果阐述。来到这里的每一个人，在近40分钟的参观之后，脑海里往往只存有一个简单的印象：那一天，美军在长崎投下了原子弹，生灵涂炭。

　　在参观路线的最后，邻近出口之处陈列着数块“历史年表”，引起了我的注意。关于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年表这样描述，“两个胜利与帝国主义的开始”。此外年表还写着“1937南京大屠杀与三光政策”的字样，配有一张小图。不过暧昧的是，在全馆的介绍文字采用日英中韩四种语言的情况下，讲述战争历史的部分仅用日语来呈现。并且整个年表的重点还是落在了战后日本的反核运动之上。对于西方游客来说，这种阐述的缺失往往使他们很难理解，“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原爆受害国，日本为何遭受邻国的质疑”。

　　怀着复杂的心情走出资料馆，一群中学生正在门口做问卷调查。一个腼腆的女生将问卷递给我，上面罗列的问题都与原爆记忆相关。毫无疑问，这些孩子记住了“长崎的伤痛”，那么被日本伤害的其他国家的“他者的伤痛”呢？

　　东京：不提过去的罪

　　与徘徊在历史中的长崎不同，在首都东京，完整讲述二战历史似乎并不是博物馆的核心议题。相关的历史叙述散落在主题不同、层级各异的博物馆中，如同断了线的珍珠，难以给人完整印象。战后70周年之际，一些临时性的历史展览“现身”繁华的新宿地带，方才给人一种时值历史节点的感觉，而讲述的内容也符合外界对这个国家历史观的一贯印象：多是“日本劳工和伤残老兵”这样的“被害者记忆”。

　　位于九段下附近的靖国神社，这个即便在日本人眼里也颇有争议的地方，在初夏的六月弥漫着一股不属于这个时代的诡异又喧嚣的气息。除了身着“战服”、扛着太阳旗的“士兵”幽灵般游荡在门口，黑色的右翼卡车响着高分贝的“喊话”之外，坐落在神社东北角的那座刻意打造成“战争历史博物馆”的游就馆里，仍在常年循环播放着的一部叫做《我们不会忘记》的“纪录片”，片长约一个小时。片中言之凿凿地辩称：“战后，由于错误的风潮导致的对大东亚战争的批判植根于日本人心中，甚至渗透到不了解战争的一代，一直背负着祖国的污名。现在，希望告诉你们真实的一面。”片头则是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强烈暗示“日本是战争的受害者”。

　　几乎被“封印”的则是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一片“历史的静默”之中，早稻田大学附近的“女性的战争与和平资料馆”是一个特别的存在。它坐落于一座偏僻办公楼的二楼，115平方米的展示空间，只讲述一个主题：战时性暴力与“慰安妇”的历史。“关于‘慰安妇’问题的被害与加害，日本最初的资料馆。”资料馆主页上，醒目地挂着这句话。

　　资料馆于2005年开馆，迄今已有十年历史，却不太为人知晓。在接受共同社记者采访时，资料馆负责人池田说：“我们希望向人们展示基本的历史资料，特别是考虑到‘慰安妇’历史几乎从初中生的教科书中消失了，学生没机会从课堂上学到这段历史。促使我们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是：包括政客在内的多名公众人物正在试图粉饰这段历史。”

　　东京采访期间，我在资料馆开放时间前往探访，只见一扇玻璃门安静地将这段日本人并不熟知的历史隔在门内。这样的“临时闭馆”令人略感意外，隔着玻璃大门依稀可见馆藏的书籍资料整齐地陈列于书架之上。形成强烈对比的是，资料馆入口处挂满约150张战时性暴力受害者的人像照片墙，这种“集体的注视”给人带来无声震撼。

　　从长崎到东京，历史叙事中加害者部分的讲述艰难，恐怕只是在日本遭遇的冰山一角。

　　书店：折射社会思潮

　　东京大学教授高原明生曾说，“书店里卖的书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人们的真实想法，这是一个疑问”。以偏概全固然不妥，但这样的“疑问”里不无值得思考的成分。不过，能够陈列在书架上卖的书多少折射出当下日本社会的思潮。

　　战后70年的今天，与日趋模糊的历史认识相伴而来的，是重新寻找日本的身份认同的思潮。东京采访期间，在市中心新宿区著名的纪伊国屋书店待了大半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书店精心挑选了一批与历史有关的书，摆在了入口附近。“昭和二十年，日本最漫长的一年。”首先吸引眼球的是朝日新闻出版的《朝日画册》，将1945年那一年发行的《朝日画册》复印结集出版，成为“终战70年，永久保存版”。翻开画册，大大的黑白历史照片配上70年前的新闻，勾勒出东京大空袭、冲绳作战、原爆与玉音放送、美军占领与生活重建的轨迹。不过，这本“永久保存版”选择的封面，却是1945年6月25日那一期——一个年轻特攻队飞行员在出征前逗小狗玩，脸上绽放青涩微笑的照片。

　　细细看来，与战争历史有关的书中两个主题比较集中：南京大屠杀和东京审判。“大屠杀存在派”学者洞富雄、笠原十九司等有良知的著作与一批大屠杀虚构派、否定派学者的谬论摆在一起泾渭分明。关于东京审判的书，基本看不到讲述真相，一些有着耸人听闻民族主义情绪描述的画册则显得十分突出。

　　整个书店见不到介绍德国战后反思这一类的严肃历史读物，倒是有两本书，一本讲“纳粹的财宝”，一本讲述“希特勒与斯大林的对决”。

　　畅销书排行榜上销量第一名的书，是一本作者名不见经传，但书名却颇为耸人听闻的书《日本人应该知道的关于战争的话》，黄色封面上印着醒目的两句话，一句是“日本绝不是侵略国家”，另一句则是“中国，韩国，美国，对外国视线下的历史观说不”。此外，悄然兴起的“日本礼赞论”也体现在书的出版上。“日本人所不知道的日本的优点、”“法国人眼里的日本人”诸如此类赞美日本的书籍也被摆在核心位置。

　　所有的书都在等待读者，爱看书的日本人究竟爱看什么书，这个答案似乎令人深思。

　　教材：谁来保护良心

　　给下一代传承公共历史记忆的历史教科书，成为日本外交的一大问题并不是新鲜事。一些右翼势力撰写的教科书模糊战争责任、淡化加害历史叙述，引发邻国与日本的多番“口水战”。

　　在东京，一位研究教科书问题的日本友人向我谈起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教科书编纂者家永三郎长达32年的教科书诉讼案。在日本高中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中，家永三郎用客观中立的叙述方式，对日本在二战中关于南京大屠杀、侵略中国等史实进行了较为公允的论述。教材出版后，长期被多所高中采用，直到1962年，文部省开始对这本教科书进行新的审定，提出若干修改要求。后来，家永三郎因不满自己客观撰写的教科书屡遭“行政篡改”而状告日本政府。历经三次诉讼，最终在1997年部分胜诉。那时家永三郎已是84岁的耄耋老人。

　　“1937年，我埋头保护自己的良心，没有为阻止那场悲剧作过任何尝试，旁观许多人陷入悲惨的命运。我的良心深受重创。今天，如果我再次放弃，能不重复同样的后悔吗？”在《教科书审判》一书中，家永这样描写自己的心境。

　　在家永三郎遭遇的艰难境遇中，日本政府对历史的态度折射出了教育危机。自上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社会围绕中学历史教科书中应如何记述战争历史不断发生争论。1997年各出版社的教科书里都提到了“慰安妇”、南京大屠杀等，但2001年起逐渐减少。

　　今年4月6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初中教科书审定结果，新版教科书把钓鱼岛称为日本“固有领土”，称“不存在争议”，并在南京大屠杀等历史认识问题的表述上出现倒退。对此，共同社客座社论委员冈田充先生忧心忡忡地说，“这是一个后退。教育是为了启发思考，教科书需要罗列不同观点。但文部省的指导恰恰是要中止这种思考。”

　　博物馆是凝固了的历史，书店陈列着被塑造的历史，教科书决定怎样讲述历史。在近半个月采访中，我探寻了日本二战历史记忆的这三个侧面，印象更多是复杂的：在日本，记忆依然暧昧，过去远未终结。而闭眼不看过去的日本，显然无法如愿开拓前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