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正处在对发展道路作出历史性选择的关头，为此不能不回溯二战后日本的反思之路。

　　宪法体制派发挥影响

　　第一阶段，宪法体制派发挥重要影响。大致从天皇接受《波茨坦公告》至日美安保条约签订前。

　　此阶段，驻日盟军总部根据《波茨坦公告》，对日本进行了战后处理和民主改造。除盟军总部的作用外，也与宪法体制派战后反思的进步性密切相关。

　　战后初期成立的日本社会党，在建党宣言中明确宣称“反对一切军国主义思想与行动”，要求“彻底放弃军备”。针对政府想维持以国家神道为指导的教育原则，进步学者成立“民主教育研究小组”等，力主建立新的“教育基本原则”。

　　在盟军总部和进步力量共同推动下，1946年11月，日本和平宪法颁布。次年3月，根据新宪法原则制定的《教育基本法》规定，“必须把新日本建设成和平的文化国家”，和平国家的教育要“回到正确道路”，要求教科书记载“日本侵略中国”等内容。6月，日本各都道府县教职员工联合成立”日本教职员工会”（日教组），在坚持和宣传正确历史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间，日本文部省和民间出版社编写的历史教科书，都记载了“南京大屠杀事件”以及其他侵略史实。

　　日美安保体制派主导

　　第二阶段，日美安保体制派占主导地位。大致从冷战开始到2012年12月安倍内阁成立前。

　　1951年5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确定新的对日方针，要点为:迅速着手对日媾和工作；尽快进行美日双边安全保障协定谈判；援助日本，使其在经济上独立，能够从事美国及亚洲非共产党地区需要的商品生产及劳役。

　　日本吉田内阁顺应了美国政策的转变，主张“国内治安可以依靠自己力量来维持”，但对外只有依靠同美国“缔结防御协定”保障安全。1951年9月，《旧金山和约》《美日安保条约》签订，日美安保体制派迅速成为日本政坛主导派别。

　　美国对日政策右转必然对日本战后反思造成重大干扰。1951年5月，驻日盟军总部允许日本设立“政令修改咨询委员会”， “纠正占领时期过度之处”。《旧金山和约》《美日安保条约》签订不久，该委员会便要求将教科书中“日本侵略中国”改为“日本进出大陆”。岸信介内阁对战后出版的进步教科书大加挞伐，要求将日本侵略战争称为“大东亚战争”，鼓吹其给亚洲带来“独立的机会”，对民主进步力量痛下杀手，在东京都教师反对强化思想控制的“勤务评定”斗争中逮捕28名日教组成员。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长森户辰男撰文呼吁“有必要从根本上反省战后的‘和平国家与和平教育’”。在此背景下，歪曲历史的教科书屡屡亮相。

　　日本和平民主力量进行了还击，著名的有东京教育大学名誉教授家永三郎为反对政府在教科书问题上倒行逆施而提起诉讼等。

　　在日本与国际社会和平民主力量推动下，宫泽、河野官房长官以及细川、村山首相等相继发表谈话，就教科书、“慰安妇”以及日本所发动战争的性质和责任问题表明了态度。村山首相对日本进行的“殖民统治和侵略”，“表示深刻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日本右翼势力猖狂反扑。“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日本会议”等维护皇国史观的组织相继成立，污蔑承认侵略是“思想犯罪”；歪曲东京审判是“复仇仪式”；攻击“东京审判史观蔓延，招致对各国的道歉外交”等。虽然因和平民主力量抵制，以及美国对此尚保有一定警惕，这股逆流没有泛滥到吞没整个日本社会，但影响已相当严重。

　　改宪再军备派渐抬头

　　第三阶段，改宪再军备派抬头。大致从2012年12月安倍内阁成立至今。

　　日本右翼对失败和放弃战争是不甘心的，改宪再军备要求在和平宪法颁布之初便已出现，岸信介是代表人物之一。1952年他出狱不久，即组“日本重建联盟”，要求“修改宪法，健全作为独立国家的体制”；任首相后又成立“内阁宪法调查会”，推行修宪。在吉田茂“先经济后军备”的主张中，也包含这样的要求。1963年，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吉田茂表示，“在当时日本要再整军备，无论就经济、社会还是思想而言，都是不可能的”，但是“今天的内外条件已经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如果在防卫上不改变总是依赖他国的情况，作为国家应该说是处于残缺的状态”。

　　不过，当时美国的对日态度，虽然为了加强利用，在控制上有所放松，但还没有到允许其解禁集体自卫权、挑战和平宪法的地步，改宪再军备派在日本政坛尚难抬头。

　　冷战后，为应对世界多极化，美国对日政策再次调整，2000年要求日本成为“东亚的英国”，企图利用日本牵制中国；2010年提出“亚太再平衡”，上述意图更为明显；去年决定升级日美安全同盟，明确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

　　利用美国政策的变化，改宪再军备派逐步抬头。2003年自民党提出修宪草案，要求宪法写明“为保证国家独立和安全，可行使个别自卫权和集体自卫权”。2012年出台更右的草案，要求将自卫队改为“国防军”。安倍去年7月以内阁决议方式解禁集体自卫权，今年7月又在众议院强行通过新安保法案。

　　与上述行动相配合，改宪再军备派加强了在战后反思上的错误宣传，公然声称“侵略的定义在学术界乃至国际上都没有定论”；对甲级战犯的判决是根据“战胜国判断裁定的罪名”；“《波茨坦公告》作为中美英联合发布的官方文件，仅代表同盟国一方的政治意图，当时的日本政府只能选择接受投降”。

　　前进方向决定于人民

　　战后发展道路上出现前所未有的倒退，激起日本和平民主力量强烈反对：成千上万民众上街游行示威；90所大学师生成立反对新安保法案组织；多家主流媒体调查显示，半数以上国民不支持新安保法案；12万人包围国会，要求“安倍下台”“废弃安保法案”。

　　改宪再军备派陷入尴尬境地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人民有着与他们截然不同的战后反思，正如74位日本学者在“首相70周年谈话应深思熟虑”声明中指出的：“日本国民的不懈努力，带来了战后的复兴与繁荣。而这种努力，是基于认为对中国台湾及朝鲜的殖民地统治以及1931至1945年战争是重大错误的认识之上的，是基于对这场牺牲了三百多万日本国民和数倍以上中国及其他各国国民的战争的沉痛反省之上的，也是基于不再重犯过去错误的决心之上的。对战争中牺牲的人们的强烈的赎罪之感与悔恨之念，是支持战后和平与发展的原动力。”日本的前进方向最终还是要由日本人民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