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女记者Edna Lee Booker，中文名宝爱莲，1921年抵华，曾任美资《大陆报》及国际新闻社记者，结识了宋美龄，采访了包括孙中山、张学良、冯玉祥在内的人物，写成《民国群雄采访录》（团结出版社2015年5月版）。本报选摘其中一部分内容，讲述作者初到上海的所见所闻。

　　初抵上海

　　初抵时，上海于我是全然新奇和陌生的。那是在一战结束后不久，我的身份是双重的，其一是任美国国际新闻社驻上海的通讯员，其二是任《大陆报》（The China Press，美资的上海本地英文报）的“姑娘记者”。所谓“姑娘记者”乃是对年轻女记者的谑称。当时，女性踏足新闻界，还是极新鲜的事。

　　我是与一群加州的朋友结伴来申的，出发地是旧金山。他们都是老上海了，返美度假后归来，而我则是彻头彻尾的新人。船一进吴淞口，我就被四周情景震慑了。但见拖轮牵着长串的舢板，比火车还长，满载货物，从黄浦江上缓缓驶过。曾在密西西比河上服役的老式明轮船，灯火通明地游弋，双侧的明轮击打出冲天的水花。康拉德笔下P&O公司的远洋巨轮泊在码头上，船上飘扬着法国三色旗。各国军舰下锚于江心，四周穿行着带篷的小舢板。在江水的拐弯处，一大队的中国渔船行过，帆樯林立，遮天蔽日。

　　正目不暇接时，随着一声尖锐的哨音，轮船停到了码头。

　　一见外滩的通明灯火，浦江的景色便立时被丢到了脑后。外滩的岸线宛如一个精心规划的公园，由连串草坪、不同的树种和丛生的鲜花组成。树木花草的背后，是庞大的建筑群，勾画出城市的天际线。

　　我在朋友们的前呼后拥下上岸，被塞进一辆汽车里。而我的本意是想乘坐人力车的。但汽车从外滩一拐入南京路，小小的失望便一扫而空了。这一路的景象简直妙不可言，五光十色的灯火，色彩斑斓的店招广告，自在散漫的人群，让我目不暇接。少顷，汽车出了市区，来到乡间一幢伟岸的巨宅。一个满脸堆笑的守门人推开了高耸的大铁门。

　　房子有三层高，与马路隔得很远，四周大树密布。原先的房东是个地位显赫的德国人。一战时，被英美势力的公共租界当局赶了出去。我的所有朋友在上海都自拥豪宅，并以此自豪。我倒是希望能住在中国庙宇或中式房子里，而不是住一幢设施齐全的德式广厦。但据悉，只有北京的外国人才有机会住中式的四合院。

　　我住的那套公寓在房子的三楼，含一间卧室、一间书房和一个卫生间。几个星期后，来了一个新邻居诺拉·沃恩。她也是刚来中国不久，被河北省的一户豪门富户认作了干女儿，长期生活在中国大家庭里。我们当了几个月的邻居，成了好朋友。她举止文静，一头金发永远梳理得顺滑如丝。和我一样，对中国怀有一种罗曼蒂克的想象。每天连续几个小时坐在打字机前，写她在华北的一些经历，希望能获得《大西洋月刊》的采用。多年后，她把在华经历写成了《客居》一书，立时洛阳纸贵，誉满全球，作品被译成了十四种文字出版发行。当然这已是后话，不表。

　　我在上海的首夜，睡在一顶巨大的蚊帐里。房间的窗户大敞，远处传入的箫声如泣如诉，清晰可闻。这古老的旋律充满了异域之美，开启了我对中国的认识。

　　次日，我被一个柔和的嗓音唤醒了，睁眼一看，床边立了个中国妇女。

　　她一边轻拢罗帐，一边轻声道：“夫人，该起床了。我是专门服侍夫人的阿妈，夫人有什么吩咐，我是随叫随到的。”

　　话音未落，她的身后又出现了一个身材颀长的中国“仆孩”，满脸堆笑，身着簇新的白长衫，端着满满一盘早餐，香气诱人，口里道：“夫人早，还喜欢中国吗？我是二号佣人。”听他这么一问，我连忙道：“岂止是喜欢，我爱中国。”这倒并非随口一说，因为从儿时起，我就对中国充满了浪漫憧憬，几乎到了神魂颠倒的地步。

　　阿妈身坯结实，模样坚毅，杏脸慧眼，一头浓密黑发盘成个紧实的发髻，油光水滑，上面斜插一朵香气四溢的鲜花。她上穿一件瘦身的洁白细麻上衣，下衬一条玄色的闪光纱直腿裤，让我顿生好感，从一开头，就对她言听计从。及至后来，阿妈在我的生活中成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这也是我始料未及的。

　　阿妈和其他仆人都说一种洋泾浜英语，一开始颇让我摸不着头脑。那是一种混杂了葡萄牙语、马来语、印地语和其他土话的殖民地英语，后来才慢慢习惯。

　　随后发生的一件事，又让我领教了上海外国人的奢侈。我的行李是次日送抵的，阿妈、雪松（二号佣人的中文名）帮着我一起开箱整理。因为有许多照片要挂到墙上，雪松就喊来一个粗做的男佣做这事。我很奇怪为什么他自己不做，不就是用锤子把钉子敲进墙里吗？

　　“这可不是我的分内事。”他解释道，倒像是我问得不对了。

　　我想，怪不得我朋友罗宾逊夫妇要养那么一大群下人，原来每个佣人只做那么一点“分内活”。他们家有佣人主管、二号佣人、大厨、帮厨、阿妈、粗做、园丁、花园杂工、司机、洗衣工、住家裁缝，一大堆人。

　　这不禁让我想起我们在加州农场请的华裔帮工老叶。他可是里里外外一把手。但愿永远别染上这种只干“分内活”的毛病。一看到雪松，我就想起在美国时曾经采访过的一个电影演员，总是说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因为要对得起“公众的期待”。

　　不过，犯不着为佣人的事情太费心，重要的是开始我在《大陆报》的工作。

　　《大陆报》履新

　　我是乘出差汽车去《大陆报》社报到的，沿途先要经过活色生香的南京路。虽然已不是头一回了，还是目不暇接。那色彩斑斓的街景，真可以媲美凡·高的油画。一路上万头攒动，全是不紧不慢踱着方步的中国人。他们对汽车喇叭和货郎担的敲打声置若罔闻。人力车在车流中穿行，乡下人用扁担挑着鸡鸭蔬菜一路叫卖，小贩推着独轮车左闪右避，苦力奋力推车前行。突然间，汽车紧急刹车，原来是一队锡克警察骑着高头大马抄过，头上扎着鲜艳的头巾，举着飘扬的旗帜，神气活现。他们走过后，车子又多等了一会儿，让三头水牛走过，才重新启动。不想却又陷进了一个婚礼队伍里头了。新娘坐在一顶华彩大轿子里，遮得严严实实，在晃荡中前行。我真担心她怎么受得了这折磨。未几，就听铙钹齐响，锣鼓喧天，唢呐高亢，中式的婚礼乐曲奏响了。车夫用洋泾浜英语对我说：“今天是黄道吉日，宜嫁娶，所以有很多人成亲。”有趣的是，今天这吉日不仅是宜嫁娶，看来还宜殡葬，因为一路还碰到了许多出殡的队伍。

　　这么走走停停，总算到了报社。报社坐落在市中心广东路和江西路拐角的一幢大楼里，没想到外表竟如此残破。车夫道：“《大陆报》到了……那么，夫人，你是签账单吗？”说着，递给我一张单子，一支铅笔。“签账单，什么意思？”“很简单的，夫人只要写下名字就行了，过一阵子，收款人会来收账的。我们上海这地方，每个人都是签账单的。夫人以后要买东西，比方说漂亮的皮草、玉石，喝茶，都不必付现金的，只要签账单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