讣闻这类文献，年轻一辈可能所知不多。讣闻印行本来就少，存世更寡，即使是一些大型图书馆、档案馆，能系统收藏的也如凤毛麟角。这些都影响了社会上对讣告这类文献的认知度，更遑论在学术研究上的流通利用。

　　讣闻，又称讣告、哀启、家传、行述、行状、哀挽录、哀思录、荣哀录等等，或印成单张寄发，或刊登报纸告知，或出版厚册纪念，总之，是将死讯告诉逝者的亲戚、朋友以及上司下属。单张的讣告一般仅叙述逝者的生卒年月、简单履历、祭葬时间和地点等；成册的讣告除上述内容外，一般会有逝者行述、祭文、唁函、诔文、诔词、挽联、挽诗、挽幛等，考究的更有遗像、遗墨、遗嘱、生平照片、丧礼摄影、各地追悼照片、像赞、碑文、纪念文章、著作目录等等。时过境迁，讣闻便成为有价值的历史文献。

　　前世今生

　　死者为大的观念，在中国根深蒂固，人一旦逝去，根据死者地位高低、身份尊卑，有一整套严密的殡葬礼仪规范，不能僭越，也难以违抗；即使民间乡野，也会有相应的传统民俗制约。讣闻即是这种特殊礼仪中的一种，由来已久。据考，相传周公所作的《仪礼》和西汉典籍《礼记》中，即已有“讣（赴）”的记载。只是古代的“讣告”大都失传，今人所见，皆为清中期至民国年间的留存物，事实上，这两百多年间，也的确是讣闻哀启泛滥之时。死者生前但凡稍有地位和影响的，逝后大都会有或详或略的讣闻印制刊布，刊布者不外家属、门生、同僚、乡谊等等，一为周知亲朋好友，感情有所寄托；其次为罗列收纳上司下属、亲朋好友等各界祷文，既是种交代，也是对家族荣誉的强调。当然，也不可否认有为习俗所缚，不得不为之举。值得一提的是，和当时民间盛行的建祠堂、修家谱一样，刊布讣闻也有着强化家族观念、凝聚合家人心的作用。讣闻虽由逝者家属刊布，但列名者一般包括叔伯兄弟等至近亲属，卷首家传、行述中且会强调家族的历史、伟绩，按序排列各位祖宗的名讳和官衔，有劣迹或被逐出家族者自然失去资格，这在当时社会中足具震慑作用。丧仪的制定和执行，本就具有“联系与强化血缘和亲族关系的社会作用”，统治者还希望通过丧葬礼仪等级分配来“制约社会风尚，强调等级序列”。故在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丧葬文化的这一功能，对维护封建伦理道德，强化封建秩序，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形式演变

　　讣闻的刊布在晚清达到高峰，民国期间，数量已有明显减少；且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即新文化阵营的成员及接受此种文化熏陶的人士逝后刊布讣闻的更少。进入近代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西方文明的传播，文化观念有了很大改变，包括家家户户都会遇到的丧议，而走在社会变革最前列的新文化阵营人士，成为移风易俗，开风气之先的一群。

　　当然，新派人士的追悼活动其实并不草率，这里的所谓“更少”，是指以传统形式刊布印制的那种讣闻。新派人士逝后，较少由家属出面刊布讣闻，比较常见的是由逝者生前服务的或和逝者关系比较密切的团体机构出面举行追悼活动，然后印制发行纪念册（集），或在期刊报纸上刊登纪念特辑。这种纪念册（集）或纪念特辑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更多的创新，在各方面都显然有别于传统讣闻，我们不妨称之为现代讣闻。何况，讣闻的印制刊布，一般都由逝者的亲属、学生或其生前任职的团体机构承担，所谓名正言顺。而杂志出版纪念特辑则无须有人授权，也不必考虑自己和逝者的关系，心存敬意，有话要说，就可以在杂志上辟出篇幅出版纪念特辑。逝者名气越大、影响愈广，出版纪念特辑的杂志就愈多，民国期间，凡在某一领域享有盛名者辞世，几乎都有报刊推出纪念特辑表达哀思；而像孙中山、鲁迅这样得到全国各界一致敬仰的伟大人物逝世以后，各界出版纪念特辑的报刊数量之多几乎难以统计，甚至在很多年以后，还会出版“逝世某某周年纪念特辑”。这些纪念特辑，我们可以视之为传统讣闻的近代变异。

　　现代讣闻和传统讣闻还有个很大区别是摄影技术的广泛应用。由于制版技术的原因，照片在讣闻上的使用一般始于民国时期。然范例一开，即不可阻挡，20、30年代的讣闻，几乎都有照片，最少也有一张逝者的遗容，稍考究的会有逝者生平留影、追悼活动场景等，少者十余张，多者几十张，如《哈同先生荣哀录》，煌煌十二巨册，其中就专门有一册是摄影集；再如曾任海军总长的程璧光，1918年2月被暗杀，一月后举行追悼会并出版《程璧光殉国记》一册，除哀思录里有的悼念文字外，刊出有照片37幅，述其一生主要经历，包括被暗杀的场景以及大量相关手迹、档案图片，堪称早期在讣闻上充分利用摄影技术的一个典型。还有的讣闻干脆直接以照片命名，如《阮玲玉遗影集》《黄伯樵先生追悼会摄影》等等。最令人称奇的，是全本以摄影照片组成，从人逝大殓、搭建灵堂、家属祭奠，再到众人吊唁、出殡送殡、最后落土下葬，完整展现全套葬仪过程的《陈炳谦先生追悼大会纪念刊》，共收录照片60幅，可谓丧葬礼俗的形象图解，其特殊的文献价值堪称独一。

　　价值独特

　　讣告文献在辨析人物生平史料方面也具有独特的价值。讣闻一般由逝者最亲近的家属亲友或逝者生前服务任职的机构团体出面印制刊布，由于这种特性，其在人物的籍贯故里、生卒年月、生平大事、来往亲朋等方面的记载无疑具有最大的权威性，除非有某种特殊隐情，一般在这些方面的记载不会有错讹之处，是比较可靠的第一手的文献来源，往往可补正史之缺或作文献辨析的重要参考。

　　徐乃昌是近代著名学人、藏书家、出版家，在众多论述他的文章中，有关其生卒年的记载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生年和卒年都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如生年：1866、1868、1869；卒年：1943、1945、1946。后经多位学者努力，尤其是找到了徐乃昌的讣闻：《徐积余暨妻马氏赴告附哀启》，内记载有徐乃昌详细的生卒年月，即：生于同治七年（戊辰）十二月十一日，卒于癸未正月二十八日，这个难题才迎刃而解，徐乃昌的准确生卒年应该是：1869—1943年。

　　再如晚清上海著名巨商朱其昂（云甫），以经营沙船业闻名，是近代洋务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他的名字入载多种人物辞典，而其出生年几乎均付之阙如，以一个大大的问号“？”占据着位置。但在他的讣告《朱云甫讣闻》中对此却有着明确记载：“云甫府君痛于光绪戊寅年（1878）五月初一日辰时疾终天津招商局差次，距生于道光丁酉年（1837）四月二十五日午时，享年四十二岁。”可谓一本讣闻就解决了一个学术难题。

　　近代大军阀张作霖离世未逾百年，而有关他的面容相貌却似乎已“疑窦丛生”，前一阵网络上疯传他的肖像疑问，将他和另一军阀张作相混在一起，难辨真伪。其实，这个所谓“难题”只要翻开一册《张大元帅哀挽录》马上就能迎刃而解，在这本“哀挽录”里，张作霖的照片从肖像到生活照、军事作战照比比皆是，所谓“难题”本不成其为问题。

　　王国维是中国近现代相交时期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在多个学科领域都有杰出贡献。他于1927年6月2日投湖自尽，其时年仅51岁，正是一个学者厚积薄发的黄金时期，令人痛惜。至今，王国维先生长逝已近一个世纪，而他自杀的原因仍然是个谜。综合学界论述，关于王国维为何拖着辫子自沉昆明湖，后世臆测竟有六种之多。惟因如此，王国维自尽后由其友人出资印行的《王忠慤公哀挽录》一书格外值得我们重视，这是最接近逝者死期出版的文献，为之撰文的又是逝者生前来往最密切的亲朋好友，无论语境还是现场感都无疑最接近原始状态。

　　此外，讣闻哀启当中的书法艺术及名人题词特色也不容忽视。科举时代的文人书法本就出色，何况能为讣闻执笔的多为其中佼佼者，书法神采奕奕，不少可以名帖视之。逝者名气越大，题写的名流越多，故欲寻觅名人手迹，讣闻哀启可能是最完备齐全的宝库。

　　事例感人

　　今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各界都在纪念抗战中献身的英雄。然而，在媒体中宣扬的英雄永远只是少数，更多的只能默默长眠黄土，他们是真正的无名英雄。在当年刊登的讣闻中就隐藏着很多这样的英雄，其中有一位叫张在森的，尤其让人动容。

　　张在森，川沙人。1923年1月生。抗战爆发后，少年张在森热血沸腾，一心只想着杀敌报国。1938年5月，他瞒着父母不告而走，投身抗战，时年仅15岁。1941年1月，张在森于成都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炮兵科毕业后辗转各地，屡赴前线作战。1942年5月，他率陆军105师314团第2营迫击炮排，在浙江一带与日寇激战，收复江山、衢州、龙游等地。9月25日中秋夜，在金华白龙桥战役中，战至最后一人，以身殉国，年尚不满20岁。其父母直至抗战胜利后始获知爱子牺牲的噩耗。黄炎培在为这位同乡少年英雄作传时感慨：“吾传张在森，吾念举国百千万无名英雄，虽秃吾笔，涸吾血泪，其何能已！”

　　瞿犊、王进也是在上海抗战中壮烈牺牲的烈士。他们年轻时都是优秀学生，在名校攻读，很早就发表有作品。“九·一八”后积极参加学生运动，王进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卢沟桥抗战爆发后，他们变卖家产，组织游击队，在崇（崇明）、启（启东）等一带对日寇展开游击战。瞿犊是通崇启海（南通、崇明、启东、海门）四县抗战指挥部独立大队大队长；王进在瞿犊部队负责政治工作，任抗日民主政权崇明县行政公署副主任。他们是当地抗战活动的最早发起人，也是抗战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者，当时很多热血青年都曾受到他们影响。1939年1月，瞿犊、王进在率部收缴匪部枪械时不幸遇难，壮烈牺牲。《瞿犊、王进烈士纪念集》是二烈士牺牲周年纪念编辑而成，出版于1940年夏，他们的生前战友胡愈之、王任叔等都撰写有悼念文章。追悼会上唱的悼念歌正代表了大家的心情：“你们从我们的队伍中出去，你们的精神还灌输到我们队伍里来。敌人、汉奸、暗害分子正包围在我们周围，为了你们，我们更要奋勇地冲出去，换上你们的岗位，我们是抗战先锋队！”

　　曾在上海大地矗立的无名英雄墓，更表达了上海人民对为保卫申城父老乡亲而英勇献身的无名英雄们的崇高敬意。“九·一八事变”后仅数月，1932年1月28日，日寇即对上海发动袭击，狂轰滥炸，造成极大伤害。我军进行了坚决还击，激战月余。是为“一·二八事件”。当时抵抗最久、炮火最烈、伤亡最多的是在宝山庙行、大场、江湾一带。战争结束后，上海市民为纪念英勇牺牲的无名烈士，倡议在庙行建造无名英雄墓，以寄托哀思。1936年2月16日，无名英雄墓建成揭幕，这本《无名英雄墓揭幕纪念册》正是当年英烈们奋勇杀敌，英勇献身，却不留半点痕迹的见证。建祠墓以昭其忠，彰其烈，皆所以酬已往而劝来兹。在这一层面上，这些讣闻纪念册中蕴藏的感人事例，无疑仍有着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