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尔从久未启用的抽屉里翻出了一张46年前的旧机票。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境内老百姓长途出行从未敢想过乘飞机。当时，乘机限于持有单位介绍信的县团级以上干部。做梦也没想到，我这个大学里级别最低的小助教，1969年9月却意外地得到了一次乘飞机的机会。

　　9月21日傍晚，系革委会领导突然通知我和黄次栋老师明天中午到延安中路上海民航售票处集合，去机场乘飞机赴北京编写英语教材。

　　原来为了适应中国民航对外发展的需要，民航上海管理局接受北京总局下达的紧急任务，要立即在上海开办英语培训班，全国各机场航站选派学员来沪集中学习。教员确定四位，两位由北京总局选派，两位由上海管理局向地方高校借调。直到此时，我才知道我与黄老师被借调到民航上海管理局，担任英语培训班教员，现在是赴京与民航总局的两位教员一道讨论教学大纲，编写教材。张同志是民航局内定的英语培训班指导员。

　　我和黄老师的机票是联票。那是四寸多长、两寸来宽的纸片：第一页印着光芒四射的红太阳照耀着天安门城楼，广场上猎猎飘扬着千万杆红旗；第二页是红底白字的毛主席语录；第三页才是与乘机有关的内容：航程的起至地、航班号码、乘机日期、起飞时间等。乘客一栏里，合并写着黄老师与我两人的姓名。票价类别是四分之一，那时沪京航班的全票价是九十六元五角，我们两人的票款合计才四十八元二角，已被当作民航工作人员享受了内部员工的优惠价。

　　到达虹桥机场后，我抑制不住内心的好奇，频频从通透的玻璃大门窗向外张望，只见停机坪上整齐排放着几架飞机，在阳光下闪烁着银光，机身上亮晶晶的舷窗和周总理的题字“中国民航”都清晰可见。

　　但是，在候机的一个多小时里，始终未见一架飞机起降，机场显得空寂静穆。中国民航起步晚，建国之初只开辟12条短程航线，直到现在国内用于航班飞行的机场还很少，国际航线就更少。1966年开辟的从巴黎到上海的国际航线，隔天才有一个航班进出。上海虹桥机场1964年虽被命名为“国际机场”，其实名实不符。

　　终于听到了广播喇叭播报登机通知，乘客们手持登机牌，排着队伍走向停机坪上已架好舷梯的一架英制飞机“子爵号”。时值二十周年国庆前夕，赴京的旅客都已经过严格审查，所以登机前不再进行安检。我扫视了一下机舱，五六十座位只有三十几位乘客，外国人和华侨倒不少，国内普通旅客大多是身穿制服的军人和民航工作人员。

　　随着一阵隆隆的震动声，飞机启动了。它慢慢地转身，离开停机坪，在跑道上加速滑行，尔后猛地机身上翘，离地冲天，不断拉高。我有点紧张，不由自主地后仰着身子，体验第一次乘飞机最初那一瞬间的奇妙感受。

　　待飞行稍平稳，我脸贴舷窗，从空中鸟瞰即将告别的上海：地面像细针密缕的地毯，蜂窝般密集的房屋、棋盘般的稻田、藤蔓般蜿蜒的公路、银线似的铁道、飘带似的江河和横跨在上的桥梁……渐渐缩小远去。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的微缩景观，有点像巨人国的人在观察蚂蚁国的繁忙。

　　飞机上升到7000米以上的高空，平稳地行进。窗外展现一片清澈透明的湛蓝色，不时飘过几朵莲花般的白云，使我心胸舒展，似有飘飘欲仙的感觉。

　　机舱内悠然沉静，两位身着灰色翻领上衣、蓝色长裤的空中乘务员（那时不叫空姐）先给每位乘客发一把小型折扇和一包特制的软壳五支装中华牌香烟，上面均印有“中国民航”的字样。尔后，不时给乘客送上饮料（兑水的桔子汁）、饼干、苹果和糖块。她们面带微笑的殷勤服务，使我感到既陌生又亲切，自“文革”爆发以来我在地面上未曾见到过。

　　经过大约两个小时的飞行，飞机在夕阳西照的首都机场着陆。毕生难忘的第一次乘飞机，开始了我为中国民航英语培训班施教的一段经历。

　　真是雷厉风行，在北京匆匆编完了第一阶段的两本教材，民航局领导随即安排我们10月21日返沪开班授课。幸运的是，在首都机场候机时，我们亲眼看到了敬爱的周总理迎接越南总理范文同的庄严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