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年前的今天，1982年的元旦，我兴冲冲奔上街头，如获珍宝买到了复刊的《新民晚报》，而今这份晚报仍然珍藏在我的书斋里，因为这是自己心爱的一张报纸。

　　《新民晚报》飞入寻常百姓家，也飞进我的心坎。可以这样说，是《新民晚报》伴随着我成长。

　　在我识了几个字后，最先阅读的第一张报纸便是《新民晚报》了。每天放学后，盼望的就是随着一阵“叮铃铃”的自行车铃声邮递员送来的晚报。60多年前夏天的傍晚，我在后门口一边乘凉，一边看2分钱一张晚报那种贪婪的感觉，至今回忆起来仍是那么甜丝丝、乐滋滋。

　　我清晰记得《新民晚报》最初是2分钱4页版面，后来是3分钱6页版面。不管每天报道的内容千变万化，“夜光杯”始终是其中的1页版面。那时人小，对政治、时事兴趣不浓，独爱看副刊“夜光杯”的文章。“葡萄美酒夜光杯”，这“夜光杯”三字用在晚报副刊上真是诗意十足。可以这样说，我今天在文学创作上有些小成就，无不与晚报这些美文熏陶有关。

　　1964年，我被分配在外滩的中国人民银行工作，银行后门毗邻的便是圆明园路50号新民晚报社。每天早晨看到挟着公文包进入小楼的记者和编辑，下午看到是成捆成捆的晚报从这里送出。总觉得50号真是个神圣而神秘的殿堂。每天把知识和消息洒向大地，播入人们的心田。

　　“文化大革命”中，1966年8月22日《新民晚报》被迫停刊，新民晚报报社被冲毁。这年的冬天，我下班途经报社门口时，常会看到一些戴着高帽的长者，在寒风中瑟瑟发抖接受批斗。在腥风血雨的一天中午，我竟然斗胆顺着小楼梯到这座神秘的殿堂去探视了一番，只见墙上贴满了大字报，杂志、报纸摊了一地，一派杂乱、凄凉的景象。

　　以后很长的岁月，我就见不到那朝思暮想的晚报了。在没有晚报的那段日子里，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复刊后的报社就在外滩九江路49号的一座旧仓库，与我供职的单位仅一步之遥。中午休息时，常常去报社走走，认识了不少编辑和记者，他们都渐渐成了我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的良师益友。

　　几年后，报社迁至延安中路，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赵超构社长，我小心翼翼地递上拙作请他批评指正。赵老也将他的一本新作《未晚谈》签名后送给我，还勉励我“多写稿、写好稿”。在写这篇短文时，我看到报社发给我的“优秀作者”的证书，翻阅了我在晚报中发表的几百篇文章，其中有在大奖赛中获奖的，有被其他报刊转载的，有被选入《夜光杯文粹》的……看着这些被变成铅字的旧作，我按捺不住内心阵阵的激动。

　　《新民晚报》报社从九江路搬迁至延安中路，又迁入威海路气度不凡的大厦。《新民晚报》从国内走向国外，1999年在美国考察时，我从车上看到《新民晚报》在洛杉矶的办事处时，急忙叫司机停车拍照留影。在他乡异国，看到钟爱的晚报办事处，就像见到久违的亲人一样，那种感觉别人是无法体会的。

　　今天，我已是一个古稀老人了。《新民晚报》伴随着我走过少年、青年、壮年，也必将伴随我以后生命中的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