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进程加快，产权制度改革对缩小城乡差距，保护农民权益，作用几何？保护环境，提高环评“制度效率”，还有哪些短板要补？适应供给侧改革，如何提升产品质量，激活消费需求，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今天上午，上海代表团审查“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一系列与民生改善密切相关的发展目标，要走通哪些“制度路径”才能实现？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代表。
农民变股东 建立增收长效机制
“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摘要：完善农村集体产权权能，全面完成农村承包经营地、宅基地、农房、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颁证。完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办法和集体经济资产所有权实现形式，将经营性资产折股量化到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规范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完善农村集体资产处置决策程序。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到底是啥，有啥用？2009年以前，对松江区绝大多数农民来说，这还真是个新事物。“我一个镇一个镇走下来，一户户说明产权制度改革到底要改点啥，结果，当年新桥镇第一个尝试产权制度改革，这在松江区是‘第一镇’，在上海也是‘第一镇’。”全国人大代表、松江区原区委书记盛亚飞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成员按照“四六开”的方式来分配股权份额，自家土地多少占60%，在土地上耕作的年限占40%，这种相对公平的分配方式被普遍接受。
到了2013年，松江区所有镇都实行了产权制度改革。当时承诺要在5年内让集体经济中金融性收入翻番，一些镇已经在过去两三年里完成了这个目标，农民收入显著增加。
不止松江区，2014年底，闵行区30个公司制改革的村集体净资产由2006年改制时的19.66亿元增长到39.64亿元，翻了一番；有58个改革村实施了分红，分红总额达到4.19亿元，人均分红3875元；农民财产性收入占比由2007年的14.9%增加到2014年的17.3%；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07年的1.78:1缩小到2014年的1.47:1，成为上海市郊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一个区。
农村产权改革，功效能有多大？看看松江、闵行，可见一斑。事实上，2014年全市完成改革的784个村中，有171个村进行了分红，年分红总额12亿元，惠及成员38.1万人，人均分配3153元。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得到了基层农民群众的普遍认可。”盛亚飞说，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项改革明晰了每个村民在集体经济组织中的产权份额，集体资产由村民“共同共有”变为村民“按份共有”，产权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
改革明晰了产权，改变了集体资产看似“人人有份”、实际上“人人无份”的状态，真正做到“资产变股权、农民当股东”，农民开始享有分红，财产性收入稳定增加，初步建立起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农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
“十三五”期间，如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持续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将公开、公平、公正贯穿始终；健全重大事项决策、运营管理、资产监管、民主监督、受益分配等各项制度，形成“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长效机制，还要加把劲。
“环评风暴”
优化公众参与方式
“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摘要：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研究建立生态价值评估制度，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评估和赔偿制度，落实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度。建立健全国家生态安全动态监测预警体系，定期对生态风险开展全面评估。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就是平常说的“环评”，是我国基本的环境管理制度之一。
早在1979年，环境保护法就以法律形式予以确立了环评制度。2003年环境影响评价法颁布实施，将规划纳入环评范围，环评制度得到进一步强化。“从此，伴随‘环评风暴’、‘区域限批’的推进，环评制度逐渐成为环保部门的利器，不仅在新项目污染源头控制上发挥重要作用，也对调整产业结构和布局，优化经济增长，推动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方面也起到重要作用。”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环保局局长张全说。
但时过境迁，现行环评制度出现了许多不适应的地方——环评范围和作用被无限放大，社会反响大；环评程序复杂，廉政问题不少；中后期管理薄弱，违法行为屡禁不止。
“目前，国家和浙江、上海等地方都在探索环评制度改革，优化环境管理制度，因此有必要加快环评法修订，通过改革创新，完善制度，使环评管理方式更加合理完善，在污染源头预防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张全说，他已就此向大会提交议案。
修订环评法，就是对环评制度开展系统性调整和优化，提高“制度效率”，特别是要强化环评制度与试生产、环保设施竣工验收、排污许可证等后续监管制度的衔接，推进污染源管理一体化。其中，优化环评文件公众参与方式，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也是修法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
今后，环评要更主动、更广泛，多渠道征求公众意见，如建设项目报批前，环评文件全文公开后至审批结束前连续公示不间断；对直接利益相关方开展问卷调查、召开听证会、座谈会听取意见；传统媒体、新媒体公示与居民区设点相结合，更直接、更仔细、更方便听取意见，取代原有的不合理的入户问卷调查方式，淡化赞成率与反对率统计，而是更强调对公众的意见条条有说法，条条有反馈。
“特别是，当公众意见与环境影响报告书结论有重大分歧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采取座谈会、论证会的形式再次公开征求公众意见。”张全说，建设单位在报批环境影响报告书之前，除了涉及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的事项除外，应当公开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和公众参与说明书。
质量立法
打破产品市场怪圈
“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摘要：坚持需求引领、供给创新，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激活和释放有效需求，形成消费与投资良性互动、需求升级与供给升级协调共进的高效循环，增强发展新动能。
为什么会“勤劳而不富裕”？为什么日本马桶盖竟会成为出国扫货的抢手货？我们要成为制造和贸易强国，究竟该做出哪些努力？
这些问题，促使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富申评估咨询集团董事长樊芸向大会提交了制定质量促进法的议案。
2015年，中国GDP列全球第二，进出口总额24.58万亿元，位居世界前列，GDP增速为6.9%，列世界大国首位。但中国还不是制造和贸易强国，自主品牌出口比重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中国与制造和贸易强国的差距核心，就在质量！”樊芸说，由于我国质量水平、标准水平和可靠性水平不高，能源消耗多、环境污染重，导致我国质量溢价总水平长期处于负值，极大地制约了经济转型升级发展，这也是“勤劳而不富裕”的重要原因。
从出口产品的溢价来看，2013年我国出口了11.79亿吨产品，是德国的3.7倍，但出口额只有德国的1.49倍。这表明，出口越多，以环境污染、资源过量消耗为表现的“负效益”就越多。近几年，我国环境承载压力越来越大，很多地区PM2.5污染日趋严重，一些城市灰霾天数超过100天。
从出口商品单位价值来看，2013年德国每千克商品平均出口单价达到55.15美元，中国只有12.36美元，相差近4陪。
从质量品牌竞争力来看，中国制造品牌发展缓慢，部分低质劣质产品给“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蒙上阴影，成为了产品价格的“天花板”，增加了塑造中国品牌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
从我国网络销售产品抽查数据来看，产品质量问题十分突出。2015年质检总局对网络销售产品进行了监督抽查，不合格产品检出率为28.7%，远远高于线下销售产品的平均不合格产品检出率。与此同时，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中国消费者对高质量产品的诉求开始转向了“海淘”、“海购”。
目前，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8000美元，已进入品牌消费时代，高端品牌需求旺盛。另一方面，国内供给低端过剩、高端短缺的问题比较突出。近年来，国内消费总体不旺，但境外消费年均增长25%以上，导致财富国际转移。
不容忽视的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支撑我国增长的传统优势正在减弱，中国经济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动力机制正在弱化，数量增长模式与质量发展模式的切换迫在眉睫，拉美等国家掉入“陷阱”和东亚成功跨越“陷阱”的发展历史深刻表明，以质量的提升对冲经济的减速是应对“中等收入陷阱”的战略选择。
因此，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在阐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要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质量提升动力不足，很大程度上催生了我国产品市场的怪圈，企业供给与消费者需求之间形成了“产品质量差→低质低价形象→中高端需求转移→提升质量的动力不足→产品质量差”的非良性环。”樊芸说，只有质量提升才能更好地激活消费需求、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在加强质量安全监管的同时，更要注重质量发展，把提升质量作为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目标和内生动力——这也是产品质量法的立法原动力。
此外，我国质量问题长期得不到根本解决，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单一的质量治理模式，缺乏各类质量主体的社会共治制度；已有的质量法律制度仅仅关注了政府与企业的单一质量管理关系，忽视了企业、消费者、社会组织和质量技术服务机构在质量治理中的积极参与和促进作用，存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限性。“因此，一部更符合发展需求的质量促进法，就是要为提升质量提供‘标本兼治’的制度保障。”樊芸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