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2月22日，适逢农历正月十五，南京路五昌里内人头攒动，上海商界大佬严信厚、朱葆三等纷纷现身于此，出席中国首家商会团体——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成立大会。甲午战争后，设立商会的呼声已充斥朝野。20世纪初叶，盛宣怀在与英国谈判修订商约的过程中，耳闻目睹英国商会在联络调查等方面的优势，发出了“彼团结而我散漫，彼谙熟而我生疏，彼尽得要领而事事占先，我茫无头绪而着着落后”的感慨。于是，在他的授意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应运而生。1904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改组易名上海商务总会。辛亥革命后，其再度改弦更张，定名上海总商会。

　　上海总商会是旧中国影响力最大的工商社团，号称“中国第一商会”。尽管各项事务千头万绪，商会方面却十分注重文牍的整理与保管，其档案都保存于总商会下设的商业图书馆。1929年，上海特别市商人团体整理委员会接收了上海总商会，宣告总商会时代的结束。存放在商业图书馆的那批档案随之被束之高阁，成了无人问津的“废纸”。解放后，市工商联接管了商业图书馆，但混杂于书籍之中的总商会档案依然不为人知。直至1957年，市工商联开始着手研究上海商会历史，工作人员在重新整理原商业图书馆的资料时，偶然发现了一批特殊文献。其中有上海总商会的会员名录、纪念册；有装帧精美、用蝇头小楷誊抄的会议记录，还有商界头面人物的照片等。“这应该算是档案吧。”直觉和经验告诉他们，眼前的这堆宝贝属于上海总商会的原始记录。于是，一度不知所终的上海总商会档案终于重见天日，当时发现的共74卷。上世纪80年代，市工商联研究人员又在同业公会档案中找到了部分总商会案卷，最终形成了上海总商会档案全宗。

　　在上海总商会档案里，最具价值的当属皇皇15册的《上海总商会议案录》。总商会的大事小情、沪上商海的风云际会均在《议案录》中藏头露尾。

　　1924年7月7日，《申报》刊出上海总商会会董、煤业巨子谢蘅窗致总商会的公开信。大意为第六任会长宋汉章前已自请取消会员资格，所以不能再度参选第七任会长。“一石激起千层浪”，谢蘅窗的这一招令总商会的内部矛盾大白于天下。当然，谢本人并非属意会长宝座，他的幕后老板是觊觎会长之位已久的傅筱庵。

　　原来，就在第七任会长选举之前，宋汉章因个人原因无意连任，决意由自己的副手、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史久鳌顶替其会员资格参选。傅筱庵借机发难，唆使亲信大造舆论，为他当选造势。傅在总商会里的名声本就不佳，这一来更是引起公愤。在叶惠钧、闻兰亭等人的再三敦劝下，宋汉章只好应允再度出山竞选。谢蘅窗“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串通朱葆三的秘书，以朱的名义发文领衔反宋，并取得淞沪护军使何丰林的支持。这一下，宋、谢两派闹得不可开交。不堪其扰的宋汉章干脆返回家乡躲避，任凭会内争吵不休。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最后双方经协商达成妥协，宋汉章与傅筱庵均不作为正、副会长的候选人，由第三方出任会长。这第三方是谁呢？乃人称“阿德哥”的航运业巨头虞洽卿。

　　诸如此类的事情，大至参政议政、小至调解商户纠纷，在上海总商会档案里随手可拾。档案记载着“中国第一商会”发展历程中的点点滴滴，成为探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第一手资料。2003年11月，上海总商会档案入选第二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十日谈

　　档案文献遗产

　　是什么物件保留了4个世纪的甜蜜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