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这些被拿去拍卖的私信，其实最大的问题还不是金额的问题，主要是私信的内容被别人误读和利用，一些不适宜公布的私论被拿到桌面上来，使“一束矛盾”（钱的自嘲语）的钱锺书形象凸显了出来，让钱家人尴尬，让钱锺书的公众形象受到质疑。杨绛先生认为，钱锺书许多随手而写的书信，行文难免月旦人物，属于自己隐私，现时发表未必合适。她举例说，凡收到寄赠著作，钱锺书先生回信致谢，自然要以赞语相加。但他的赞扬不一定是对书的全面评价，他经常要附上一句“容当细读”，表明他还未能及时细读。宋以朗认为他父亲与钱锺书的这些来往通信是“现代中国文学的珍贵史料”，可能会整理出版，也可能悉数寄还杨绛先生。因为他有顾虑：“我爸爸与钱锺书的部分通信，若公开会得罪不少人，内容多是讨论钱锺书对他人的看法，显示出他看不起其他学者的态度。”钱锺书自己对书信在别人文章中被公开引用和刊布，生前曾表示过不满：“拙函示众，尤出意外；国内写稿人于此等处不甚讲究，倘在资本主义国家，便引起口舌矣。”“现在出版法已公布，此事更非等闲。我与弟除寻常通信外，并无所谓‘墨宝’，通信如此之类……皆不值得‘发表’。‘No can do’，to use the pidgin English formula.（大意：书信示众就像洋泾浜英语的用法一样离谱）”可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搬出“出版法”也属徒劳，根本不是他的意志能左右得了的。

　　钱锺书的处世方式在他的私信中一览无余，在已公布发表的信中早已不是秘密。夏志清认为钱：“写信太捧人了，客气得一塌糊涂。”“待人过分客气”。尽管如此，有人置之一笑，有人却将其奉为圭臬，以之炫人。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一次全国外语教学英语教材评审会议上，有位老师推荐了一本“文学史”书籍，并且说这本书已经有了钱锺书等先生的赞美和推荐。那位老师的话还没有说完，钱瑗就腾地站了起来，满脸通红，大声说道：“我父亲没有推荐。”这句话使推荐人极为难堪，他掏出三封信放在桌子上，表示并没有撒谎。有人现场就把信翻开细阅，发现其他人是说了赞扬的话，但钱锺书的信正如杨绛所言，一大半是客套话，最后是以“容当细读”结束。大家认定钱锺书的话不是推荐，因为他还没有看呢。钱锺书写信会礼节性、习惯性地尊称对方为“兄”，署名曰“弟”，不管对方是同辈人还是晚辈，有不知深浅者就自以为学问了得，沾沾自喜，传为笑柄。

　　“浮名害我”

　　复信过多、过勤，造成另一个连锁反应是鼓舞了更多相干或不相干者的来函，以及种种未及预料的访客，使晚年钱锺书应接不暇，苦不堪言，耗费了他大量精力、心力和时间。他在给友人信中说：“客多信多，干扰工作”。（1982年与许渊冲信）“老来岁月，更无闲气力作人情。而书问过从者不乏，甚以为苦。故戏改梅村语云：‘不好诣人憎客过，太忙作答畏书来。’比年多不作复，客来常以病谢。案头积函不拟复者已二三十余，‘学得无愁天子法，战书虽急不开封’。”（与吴忠匡书）“弟去夏挂名副院长后，不相识人来函求推荐、作序、题词之类，日必五六，虽多搁置不理，而中有年老境困、其情可悯者，不得不稍效绵薄，并作复书。”（1983年11月22日致宋淇函）“十一年来，衰病相因，愚夫妇皆遵医诫，谢事，只恨来信太多，亦多懒慢不复。”（1992年与李黎书）

　　宋淇曾帮钱锺书想出“逐客书”一计：“先生写好一封信，对外间一切要求均加婉却，上边的称呼空出待填，最后签名下是否可留一点空白以及盖印以示隆重，其尺寸大小即依函副本，不妨写得较来函字多一点，高一点。寄来后，晚即可去代影印二百份。”但钱锺书谢绝了：“倘以印就form（格式——编者注）作‘逐客书’，必召闹挑衅，且流传成为话柄，由话柄而成为欛柄。畏首畏尾，兄当笑我为moral coward（满口道理的懦夫——编者注）也。”（见宋以朗文），有人还建议钱找助手帮忙写信，他说：“有过建议说找一个助手帮我写信，但是光为还有不少外国朋友的信，我总不能找几个助手单单帮我写信……这对年轻人是一种‘奴役’，我并不认为我是够格的‘大师’，可以享受这种特权。”

　　钱锺书的身体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尚可，那时正值壮年。但“文革”开始后，历经批斗、下放干校、打架、“逃亡”等诸多不幸，加之老年人的常病，使他的身体渐差。哮喘、喉炎、肺气肿等都是老毛病，睡眠也不是很好，后期还患有前列腺炎，时常起夜。每年最难度的是入伏之后那三十来天，以及立冬前暖气没来的那十几天。每次一得感冒，必然引起哮喘，要半月二十天才缓过劲来。但在“文革”后期，在身体状况差、居住条件根本谈不上（学部办公室）的情况下，他仍坚持整理出皇皇巨著《管锥编》。此书出版后，他尚有宏愿：“初计此辑尚有论《全唐文》等书五种，而多病意倦，不能急就。”（1978年1月作《管锥编·序》）1978年他在给郑朝宗信中也说：“假我年寿，尚思续论《全唐文》《少陵》《玉溪》《昌黎》《简斋》《庄子》《礼记》等十种，另为一编。然人事一切都不可预计。”可是在《管锥编》出版后的二十年时间内，虽然生活无忧，声名鹊起，他却再也没有完成大部头著作，只是对它进行了增订，留下了一堆犹如天书的手稿，不能不说是学术史的重大遗憾和损失。前文估计流布于世的钱氏信札有两万封，以保守一万封每封信平均350字计，也撰写了约350万字。没有留下著作，反而留下是非，这对晚年惜时如金的钱锺书来说，不能不说是个人生遗憾。

　　有人曾问钱锺书：估计什么时候写完后面的《管锥编》，他无奈地说：“老年人是不能作什么估计的，可以说是无估计可言。我觉得一个人到了五十岁以后，许多事情都拿不定，如身体健康就拿不定。我对人生的看法是，眼光不能放得太远，从某个意义来讲，一个人的事业与心愿都是有距离。”（彦火《钱锺书访问记》《记钱锺书先生》）《围城》重印后，杨绛问他想不想再写小说。他说：“兴致也许还有，才气已与年俱减。要想写作而没有可能，那只会有遗恨；有条件写作而写出来的不成东西，那就只有后悔了。遗恨里还有哄骗自己的余地，后悔是你所学的西班牙语里所谓面对真理的时刻，使不得一点儿自我哄骗、开脱或宽容的，味道不好受。我宁恨毋悔。”还是在私信中，他对虚名的利害发出了切身的感叹：“虚名之带来实害，如是如是！”（与沙予信）“浮名害我，不得清净！”（与臧克和信）

　　摘自《同舟共进》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