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绝对秘密”的电报

　　针对日本的军事威胁，苏联远东军从1931年的6个师增加到1936年的16个师，并在苏满边境全线构筑防御工事。1936年苏日关系日趋紧张，8月，日本广田内阁把北进政策列为日本国策；11月，日本同德国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在反共产国际的旗号下，对苏联构成包围的态势。

　　正是在这种东西夹击，大战一触即发的背景下，苏联鉴于西线不安定的情况，更担忧东线危机，即日本对苏联的突袭。要摆脱东线危机，苏联只有扶助中国，以牵制日本。因此，从共同的意识形态出发，也即从共产国际反对德、日法西斯联盟的需要出发，共产国际更愿意扶助中共，使其壮大，以解苏联东线危机之困。

　　有了这一基础，共产国际无论出于国际主义，还是民族主义的考虑，都会批准中共制定的《宁夏战役计划》。因此，得到中共中央的求援电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在取得了斯大林和苏联军方的承诺后，迅速回电表示同意向红军提供军事援助，并批准了中共中央关于夺取宁夏和甘西的作战计划。电称：“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地区和甘肃西部的计划，同时，坚决的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

　　共产国际的来电，更加坚定了中共高层领导人发动一场大战役，拓展根据地的信心。于是，1936年9月14日，张浩、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就占领宁夏的部署联名以“绝对秘密”的电报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域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为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准备在两个月后占领宁夏。拟作如下部署：一、……；二、四方面军以主力立即占领隆德、静宁、会宁、通渭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在固原西部硝河城地区之部相当靠近，阻止胡宗南西进，并相机打击之，十月或十一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以便十二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以上部署主要是四方面军控制西兰大道，不使胡宗南切断，并不使妨碍尔后一、四方面军夺取宁夏之行动”，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这就是中国红军准备以一方面军夺取宁夏北部，四方面军夺取宁夏南部的《静（宁）会（宁）战役计划》。

　　共产国际批准这一战役，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是其对当时国共两党谈判过程中加的一个筹码。其时，由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秦邦宪等与国民党领导人陈立夫、张冲等正在谈判，但进展不大。按照沈志华教授的见解，共产国际坚持中共中央必须要坚持较高的要价，以确保党和红军在国共两党妥协中能够保持有利的地位，绝不能屈从于国民党的主导之下。为此，当中共中央汇报了部队在陕北甘北地区极端困难的情况之后，斯大林很快即批准通过外蒙古，向中国红军提供相当数量的军事物资的援助。正是莫斯科的这一援助计划，催生了1936年10月的《静会战役》。红军三大主力齐集甘北，准备西渡黄河，北上绥远，直趋外蒙边境，接取苏联援助。

　　1967年1月，笔者在上海南汇县老港公社的一间破屋里，扒到一本残页的“四旧”图书，打开一看竟是西路军将士血色如丹的回忆录（内部发行）。斯时，东海前哨西风凛冽、草木凋零，笔者蜷缩在屋角手捧破书，产生了一个少年的恐怖悬谜：难道红军吃过这么大的败仗吗？20世纪90年代中期，笔者在茫茫人海间，蓦然发现了上海仅剩的两名西路军幸存者：一名是原上海市人大常委、邮电管理局局长何永忠，他随军西征，与数十倍我军的马匪浴血搏杀，终于突破重围；另一名是原上海外国语学院党委副书记谭守贵，他在极其残酷的战斗中不幸被俘，然其身陷敌营，却宁死不屈、壮怀激烈，最终回到了党的怀抱。

　　由于回忆往事的两位西路军幸存者，仅仅是西路军的一般军官和士兵，因而他们不可能知道高层机密，只能理所当然地将满腔怨愤泼向张国焘。其实，当年红军组成西路军的命令是由中央军委（当时称中革军委）决定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关于西路军真相问题的提出，直到2005年春节公开播放10集文献电视片《李先念》而最终解决，历时20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