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爱人》的走红不是个例。如今，越来越多的像吉莉安·弗琳这样的女作家带来了优秀的作品，开创了犯罪推理小说史上的新时代。
英雄至上Vs.情感第一
男性作家通常会构造一个动荡、骚乱不断的背景，所谓的时势造英雄，老牌“硬汉牌”作家雷蒙·钱德勒虚构出的主人公菲利普·马罗在他的多部长篇小说中出现,风光无限。他曾经说过：“一个男人，一把手枪就能够解决问题。”在雷蒙·钱德勒看来，侦探小说的主角必须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英雄;他是一切。他一定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他一定是救世主。无独有偶，英雄和硬汉也得到了其他很多小说家的青睐。
约翰·迪克森·卡尔，是美国著名推理小说男作家，他和阿加莎·克里斯蒂、埃勒里·奎因并称为“黄金时期三巨头”。在卡尔的小说中，也有着这样一位英雄——密室第一神探基甸·菲尔博士。菲尔博士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善于分析罪犯的心理，再复杂棘手的案子也能侦破。卡尔在写作中刻意放大主角的闪光点，试图将其塑造成一个“不败神话”，让人们全都为他疯狂。
这类英雄人物和西部牛仔一样充满了强烈的个人主义。男作家用艺术加工手段强化主角形象，通过这样一个正面人物推动情节的发展和冲突。他们对于个人英雄的极力推崇，也带动了20世纪40到50年代“英雄至上”犯罪小说的热潮，即讲述罪犯在绝境下做出极端的选择并犯下罪行，而神探克服各种困难终破奇案的故事。
英雄主义是不老的，现在的漫威电影宇宙中依然随处可见这些元素。然而对当代的犯罪推理小说女作家来说，英雄已没有过去那么重要了。
由女性撰写的犯罪推理小说，普遍弱化了枪战、打斗场景，加强了情感渲染，以情感变化为基础支撑起整部小说。
在女作家构建的小说世界中，谋杀案不再像以前那样惊心动魄、跌宕起伏，而是看似平凡的。罪犯不再是穷凶恶极的坏蛋，而可能就是你的枕边人、邻居或是并无特别之处、不会引起你注意的路人。
女性作家往往还会在案情中设置一次看似不经意的“致命打击”。深究其中，读者就会发现罪犯在随意中透着刻意，是长期细小的情绪和感受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爆发，是一种必然的犯罪行为。
对女性作家们来说，相比起华丽的场景设置，她们更加注重对人性深处情感活动的探究。爱尔兰小说家、喜剧演员塔娜·法兰奇说：“我写犯罪推理小说，就是因为探究人性深处的秘密很有趣。一个人究竟经历过什么，才会最终导致他深思熟虑并实施一场谋杀呢？”
“罪犯想要杀人的时候，不会再拿着吓人的匕首在黑暗的走廊里潜伏着等待时机了。他们会趁你不备，一点一点地渗透进你的生活，然后从内而外地瓦解你。等你反应过来，就已经死了。”英国女作家艾利克斯·玛伍德说道。
读者口味发生了变化
20世纪二十到三十年代是犯罪推理小说史上的“黄金年代”。在那个“名探满街走，名作天天有”的年代里，作家们都致力于构思出精巧的故事情节和完美的作案动机。男作家笔下的主角纷纷拿起手枪，展开一场华丽的冒险。而女作家们则选择将犯罪动机归结于日常生活中点滴琐碎。
四五十年代的创作延续了这样的区别，日益流行的小说还登上了大银幕。其中最著名的，包括根据女作家伊莉莎白·霍丁小说《空墙》（The Blank Wall）改编的电影《鲁莽时刻》(The Reckless Moment)和根据美国女作家多乐茜·休斯小说《兰闺艳血》（In a Lonely Place）改编的同名电影。但出版商依旧对这类风格的小说持保留态度。他们认为，由一个主人公贯穿多部系列小说的“英雄系列冒险史”更能够打动读者，占有市场。
只是，风水轮流转。女作家们的故事设定似乎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渐渐地，犯罪推理小说领域中，男作者风光不再，女作家迎来了属于她们的“春天”。
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受女权主义运动影响，女性作家在创作中加入女权主义的思想，甚至突破原来的写作风格。被誉为“犯罪小说女王”的英国女作家鲁斯·伦德尔就是其中的代表。她突破了原来沉郁、悲伤的写作风格，转而对罪犯的变态心理深入研究刻画。其代表作《以石为判》就被评为“死前必读小说”。
直到《消失的爱人》出现，读者对于那些阴沉、情节曲折的小说的需求才得到了满足，也使犯罪推理小说女作家的地位进一步得到提升。读者的追捧，更让出版商意识到了这类小说的价值，女作家统领半壁江山的时代到来了。
社交媒体中发掘灵感
实际上，那些男性作家过于关注大场景的搭建和英雄个人的发挥，而忽略了日常生活中不起眼的平凡人物能够起到的作用，以及一些看似细小但却有着重要意义的信息，这就导致了他们可能会错过“全世界”。
女性作家因为感性思维主导的原因，往往比男性作家更早察觉出社交网络上流露出来的，显示目标读者阅读口味转变的迹象。所以，她们就更早地将视线从“英雄硬汉”的主战场：低俗的夜总会、肮脏的后巷和廉价酒馆，转移到一个更为亲密但险恶的领域：家庭、婚姻、友谊等。
美国记者南希·乔·赛尔斯在她的新书《美国女生》中就指出，如今社交媒体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特别是青春期女生活动的主要阵地，她们在这里八卦、分享秘密，甚至是谩骂、实施网络暴力。于是女作家们就抓住了这一点，认定比起恢弘的打斗场面，人们对家长里短的八卦和藏在平静表面下的暗流涌动更感兴趣。她们从人与人之间互相分享的秘密中挖掘素材，尤其是研究了青春期少女的想法，企图从中获得新的灵感，迎合时下受众对于犯罪推理小说的诉求。
美国女作家梅根·艾伯特在她的新书《你会了解我》（You Will Know Me）中，描写了一个因突如其来的谋杀案而失去未来希望的家庭，反映了欲望和人性的挣扎。书中主角说：“女人心里一直有个十五六岁的小女生，渴望关注，渴望爱。”艾伯特认为女性的思维方式会很大程度上受到青春期时的影响，所以塑造人物时，作家更要理解这些青春期女孩的想法。
女作家法兰奇的小说中，出现了男侦探在审问十六岁少女时碰钉子的场景。这在以前的犯罪小说当中很少出现，但到现在来看却不足为奇。这位男侦探最后发出感慨：“在这群少女面前，‘大魔王’莫里亚蒂（英剧《神探夏洛克》中的大反派）的手段根本就是小儿科。”
感同身受助其得天下
《消失的爱人》这类小说的繁荣，离不开读者口味的改变和对神秘、紧张气氛的偏好。在不经意中来了一次决定性的转折，改变故事走向，让人始料未及。偏重社会生活、家庭题材的女作家，正好迎合了现代读者对犯罪推理小说的需要，给犯罪推理小说领域带来了新的风景。
故事情节越是迷雾重重，读者就越喜欢，看得也越来劲。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有可能成为破案的关键信息；作者在场景里设置的每一个小物件，像是香烟灰、火柴盒之类的，都有可能是指引人们找到幕后黑手的关键要素。
但是有些人也开始担心，认为这种情节设置一旦过头，就会让原来就充满疑问的小说背上“故弄玄虚”的嫌疑。但是，对现在的读者来说，他们很享受这种探秘的过程。他们觉得犯罪推理小说就是要前后矛盾重重，不断推翻、重建既有猜测和推断。出乎意料，但又在情理之中。
女作家成功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反派人物的改变。通常，英雄题材小说里出现的暴徒都是职业杀手、持枪歹徒这类形象。但在日常生活中，读者几乎不会与这些人打交道，这样脱离现实生活的人物设置就很难引起读者的共鸣。而女性作家的选题更贴近日常生活，是普通大众可以想象得到、触手可及的场景。没有人拿着枪横冲乱撞，也没有鲜血四溅的打斗场面。可能只是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在暗潮涌动着，到了某一天爆发出来让人措手不及。它是和人性黑暗面的对话，是一道丑陋的伤疤，是每个人都会有的灰色过去。也正是这些开辟了犯罪推理小说的新道路，让女性犯罪推理小说作家“得了天下”。
徐亦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