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春，随着《马关条约》的签订，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失败告终。大战终止时，两国议及战俘交换问题，经过多次谈判，最终在当年夏季完成交接。

　　8月18日，关押在日本的清军战俘最先被放回。当天早晨6时30分，满载中国战俘的日本商船“丰桥丸”抵达天津大沽口外。中国交接委员、大沽炮台守将罗荣光派遣炮舰“镇海”号前往迎接，将被放回的976名战俘从“丰桥丸”接驳送回天津。

　　1895年8月26日，被关押在海城的568名清军俘虏在城外的甘泉堡被移交给中方代表辽阳州知州徐庆璋，同时被中国俘虏的11名日军士兵交还给日方。

　　中国战俘刚刚脱离牢笼，很快受到了自己祖国的责罚。按照俘虏不祥的传统观念，饱经折磨重归故土的战俘中，士兵一律就地解散，军官则革除所有官职后遣散。被放回的“操江”舰舰长王永发曾经上书为病死在日本的部下请求抚恤，结果招致清廷严词责骂。在平壤因伤被俘的军官谭清远等，不仅被革职，还被追究被俘的罪责。这些曾为国家付出了鲜血的“不祥之人”很快便从档案中消失。

　　真田山墓地

　　从近年发现的明治时代日本档案中获悉，当初交还战俘时，日军还一并移交过记录有人名、籍贯、年龄的完整俘虏名册，以及客死日本的中国战俘的单独名册、诊断书、埋葬记录等重要资料。然而在清政府的档案中，无论是具体办理接收的官员，还是相关的总督巡抚级大员，在奏报文件中均未提及这些档案。对于历史研究而言，以及对于那些普普通通的中国家庭而言，这些名册消失不见，使得一段本可清晰的历史变得疑团重重。

　　时间过去了一个多世纪，突然得知在日本发现了甲午清军战俘墓地的踪迹，那一刻，我的心情正如同在安徽乡间发现不为人知的北洋海军官兵墓地时一样，是一种看到文字上的历史被现实的存在印证的激动心情。

　　2010年7月，经过近一年的筹划，以调查在日本的北洋海军舰船遗物为主要目的，我和威海港务局等单位的相关人员来到日本，与在日本的著名撰稿人萨苏先生一起开展范围颇广的地毯式询查活动。期间，2003年被发现的清军战俘墓，也被定为重要的寻访地点。

　　在大阪被发现的清军战俘墓，位于大阪著名的真田山麓。

　　并不很高的真田山，因被誉为“日本第一兵”的日本战国时代武将真田幸村进攻大阪城时在该处英勇作战而得名。1871年，日本陆军省在山旁开辟“真田山埋葬地”，即陆军墓地，主要安葬日本陆军系统因公亡故的官兵，至“二战”结束该墓地弃用为止，共安葬了“二战”结束之前各场战事中死亡的日本陆军官兵和军夫，总计建有坟墓5299座以上。同时鲜为人知的是，这处墓地在“二战”中还曾被当做刑场，一些在轰炸日本本土作战中因飞机失事而跳伞被俘的美国飞行员，就在这处墓地被处死。

　　因为距离我们在日本调查活动的宿营城市伊丹最近，真田山的清军战俘墓成为调查的起始。为了尽量多留出考察时间，也为了避开正午毒辣的阳光，7月23日一大早，我们就和萨苏会合出发。路过的日本人，在伊丹街头看到这样一行人肯定不会联想到是外国游客，萨苏兄手捧的菊花，使我们看起来更像是要去参加某种祭奠活动。

　　从伊丹乘JR电车到达大阪时，大阪站内的大型百货商店“友都八喜”正在用标准的普通话广播，大意是中国顾客凭护照可以享受多少折扣优惠、刷银联卡消费又能得到折上折云云，无论是购物的中国旅行团，还是竭力招徕生意的日本店员，估计没有一个人会想到，在这座日本关西重要的繁华城市里，还留着几名百余年前被俘的中国军人的墓地。

　　时间退回到116年前，1894年的7月23日这天，强行驻扎在朝鲜首都汉城的日本军队，在清早时分攻入朝鲜王宫，俘虏了朝鲜王族，设立傀儡政权，就此揭开了甲午战争的序幕。经过真田山上的三光神社，从神社庭院一角拾级而上，很快就能看到在树影掩映中，一片片规模令人心惊的墓地群。这些生前有等级区分的人，死后也并没有得到平等待遇，兵士、夫役的墓地集中在一起，墓碑都是日本旧陆军的方尖碑样式，混凝土材料做成。军官的墓地群则在另外一地，墓碑的体积较士兵的大了许多，材质也完全不同。

　　经过在墓地里对墓碑进行逐块辨识，一一查找，终于在密密麻麻的日本军人墓之间，寻到了6座中国战俘的墓。

　　作为这些百余年前中国军人的唯一身份证明的小小墓碑，样式和周围的日军一样，都是用类似混凝土的材料制成，风化严重的碑体上中国士兵的名字依稀可见，分别是杨永宽、吕文凤、刘起得、刘汉中、西方诊、李金福。中国战俘墓碑上，姓名之前都有着一处犹如伤疤般的烙印，据说最初刻的是“捕虏”二字，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凿去。

　　凭着碑体侧面还能依稀看到的被俘地点和当时职务的记载，这6位从中国军队消失了一百多年的军人的身份大致清晰，6人分属于不同的部队，主要在朝鲜和东北战场被俘，在日本期间因疾病等原因去世。据推测，他们当时都被关押在大阪一座名为难波别院的寺庙里。

　　难波别院的资料中记录，在1895年1月之前，设在该寺的战俘营共羁押了232名中国军人，其中5人病死，大约就是杨永宽、吕文凤、刘起得、西方诊和李金福。在东北战场被俘的刘汉中因为送至日本的时间较晚，在档案中未有记录。

　　这6名葬身异国的中国军人中，名叫吕文凤的被俘时间最早，当时甲午战争尚未正式爆发。吕文凤被俘前是中国驻朝鲜首都汉城电报局的一名巡查军官，推测是1894年7月23日日军占领汉城王宫的当天，在日军夺取汉城电报局时被俘虏，而我们到达他的墓前的日子恰是2010年的7月23日。

　　6人中官职最高的是在东北战场被俘的五品衔骑兵军官刘汉中。根据墓地管理方的记录，这位中国军官在日本临终之际，主动要求日方在自己的墓碑上刻上详细官职，或许他想有一天凭着这些碑文，能被家人、战友们寻找到。

　　6人中姓名最奇特的是叫做西方诊的战俘，这个名字明显不是正常的中国人姓名，我们推测他和刘汉中的情况相反，这是一位刻意隐去了自己真实姓名的中国军人。

　　令人唏嘘的是，6座难友的墓散落在3处，其中5座根据遗愿，墓碑都面朝着西方，朝着他们永远回不去的家的方向。唯有战俘杨永宽的墓背向而立，仿佛表示自己对临死时身份的羞耻，无颜见江东父老。

　　我们依次在这些墓前摆上鲜花，拂去蛛尘，默默祷念。萨苏说，这是百余年来第一次有人专门从中国到这里祭奠他们。在完成了对墓碑的逐一拓印、测量，以及绘制墓地布局等基础调查工作后，已经是正午。

　　当要和这些长眠异国的中国军人告别时，我却感觉怎样也无法挪动脚步。那感觉像是和失散许久的亲人意外相逢，又要立刻分手时的难割难舍、咫尺天涯。紧邻着中国战俘杨永宽的墓，在墓园角落里有个小小的神社，供奉庇护亡者的地藏菩萨。我不由自主地走了进去，在神像前合十默念，祈望庇护这些继续留在异国土地上的中国灵魂得到安息。

　　在我们完成了在日本九州、本州等地的考察，带着收集的大量资料离去后，过了一个月，萨苏先生和《国家地理》杂志摄影师娄林伟再度来到这块墓地。娄林伟专门从祖国带了一瓶酒，将家乡的酒祭洒在这些被遗忘了一个多世纪、回不去故乡的中国军人墓前。

　　（摘自《战争拾遗》九州出版社 2016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