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

　　全国民间抗日组织在1936年中期出现，绝非偶然，它是民族矛盾不断尖锐，祖国危在旦夕的必然产物。此前，民间抗日团体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解放先锋队、救国协进会、抗日救国会等难以统计，但均处于各自为战的局面，缺乏统一的行动纲领和共同的步骤，因此成立全国性的救亡团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势在必行。

　　全救会在上海诞生，也非偶然。上海虽不处于当时抗日前线，但由于它是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集聚着大量的优秀知识分子，他们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勇于担负历史的重任，自觉地投身到抵抗外来侵略的洪流中，便自然而然地成为民众公认的领袖。同时，在上海他们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上海人民亲历过一·二八淞沪战争，对日寇的暴行有着切肤的感受；上海日商企业众多，许多华工身心遭到蹂躏。一旦抗日救亡领袖与群众相结合，必然形成一股强大的抗日力量。

　　1935年末，上海先后出现了文化界救国会、妇女界救国会，1936年初，又出现了各大学教授救国会等抗日救亡团体。在这基础上，于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四周年之际，各方面救亡团体代表和爱国人士在上海总商会礼堂宣布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推选沈钧儒为联合会主席，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王造时、沙千里及其他一些人为执行委员，统一领导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5月6日，由上海文化、妇女、职业界、大学教授救国会和国难教育社联合编辑的救国会机关报《救亡情报》正式发行，发刊词申明：“我们明白各社会分子的利益，只有在整个民族能够赓续存在的时候，才能谈到。在这大难当头，民族的生命，已危在旦夕的时候，我们必须联合一致与敌人及敌人的走狗——汉奸斗争……我们深望各地方各界的读者，一切不甘做顺民的人们，能炼成钢铁一般的阵线！”这份由九七老人马相伯题写报名的小报，头版还发表了王造时的《认识敌人的目的》和史良的《对准我们的敌阵前进》两篇文章。救国会机关报的出版，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上海民众自发组织的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成了全救会在上海诞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救国会的发展，经历了由小到大的过程。它的雏形由十一二个观点一致、以天下为己任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举办的叙餐会形式呈现。救国会创始人之一章乃器在三十一年后的隆冬时节里回忆道：“救国会是从一个十人小组开始的，现在记得起姓名的大概是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李公朴、周新民和我。小组的推动者大概是周新民，而公开召集的是沈老（沈钧儒）。当时所用的是叙餐会形式，每一二星期叙会一次，上次决定下次会的日期和地点。”

　　叙餐会——谈和吃的结合，一群爱国文化人相聚，共同的话题自然是国内外形势，日本的霸道、野蛮，祖国的处境，人民的疾苦，统治者的无能。边吃边聊，吃完聊完各自掏腰包付账，绝无吃公款现象。

　　吃与聊总不免流之空泛，国难当头清谈无济于事，没有固定组织把大家联系起来，形成不了社会力量。组织起来成了叙餐人士的一大心愿。1935年11月16日，邹韬奋在他主编的《大众生活》上，公开了这一心愿，“我们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是全民族争生存的问题”“动员全民族大众的集体斗争的力量，共同起来为着整个民族的存亡作殊死战”。

　　邹韬奋主办的《大众生活》每期销数达二十万份，打破了中国杂志界的发行纪录，风行全国，拥有广泛的读者；李公朴创办的《申报》补习学校（后改为量才补习学校）拥有五千青年学生；陶行知的平民教育在社会上也有广泛的影响。他们的社会地位、知名度、号召力，使他们很快把自己的心愿变为现实。1935年12月12日，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李公朴、王造时联合上海文化教育艺术界三百余位知名人士，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提出八项主张：坚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否认一切有损领土主权的条约和协定；坚决反对在中国领土内以任何名义成立由外力策动的特殊行政组织；坚决否认以地方事件解决东北问题和华北问题——这是整个的中国领土主权问题；要求即日出兵讨伐冀东及东北伪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