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10月30日，我的祖母秦纫蕙出生于上海浦东陈行镇（距三林塘8里路）。她曾对我说，上海的城隍老爷秦裕伯是她们秦家的祖先。

　　记得自我读小学后，祖母就常住我家共同生活了。由于她小时候读过私塾，故能看书看报写信。每当夏天乘凉时，我祖母会教我唱本地山歌、念乡间谚语，她讲的气象谚语特别有道理。夏季的傍晚，若西边太阳似火烧一般的层层艳红，她就会用本地话说“着夜烧，明朝戴笠帽”，意思是特别亮丽的傍晚，第二天是要下雨戴笠帽的。她曾对我说，三林学校是她的祖父、父亲创办的。

　　三林石刻记先人

　　我小时候对三林塘的印象，仅仅是夏日吃到的著名的“崩瓜”（皮薄而脆，稍稍一碰就崩开了，故名）和“三白瓜”（瓜的皮、肉、籽全是白的），但又觉得这个三林塘似乎很遥远，弄不清在哪里。

　　近年，上海地铁11号线通车了，见到其中有个三林站，特别想去探个究竟。2014年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先生陪我走进了三林老街民俗馆。在馆外长廊壁上，镶嵌着当地历代名人的石刻。在那里看到了上海城隍秦裕伯像及事迹，一下子就联想起祖母说过的事，于是逐座石刻看下去，看到了创办三林学堂的秦荣光及其子秦锡田，顿时很兴奋，觉得这下可对上号啦！民俗馆负责人让我翻阅了柜子里陈列的《三林历史名人录》，并建议我去召稼楼“秦裕伯纪念馆”看看。数日后，我们去召稼楼，那里陈列了秦家的各代名人，我见到了祖母的祖父、父亲及她堂兄弟们的事迹介绍。后来，又得张乃清先生所著《秦裕伯研究》《上海乡绅秦荣光秦锡田》两本书，内容更详实。

　　说到秦裕伯，先要说北宋高邮著名词人秦观（字少游），他只愿跟随苏轼而不跟朝廷。元军骑兵由北往南进军时，秦观的后代逃离高邮，渡长江，又经吴淞口定居上海。秦裕伯是秦观八世孙，住南宋名刹长寿寺旁，苦读二十年成为元末进士。明太祖朱元璋三次发出聘裕伯公的御书，秦裕伯两次不应，第三次勉强上任，不多久就借口高龄多病，告老回乡了，洪武六年病故。朱元璋说“生不为我臣，死当卫我土”，封他为“上海邑城隍正堂”。

　　先辈集资办书院

　　我祖母的祖父是秦裕伯第十七世孙秦荣光（1841～1904），初名载瞻，字炳如，号月汀，生于上海县陈行乡（今浦江镇）。一生除研究学问外，尽力为地方谋利。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联合乡绅捐款捐田，劝募集资创立书院于三林镇，自任总理。光绪二十八年（1902）改书院为学堂，亲自拟定“新学”科目，除经、史、地、算外尚有英、法文及理化科，延良师、置仪器、辟操场，开浦东风气之先；又争得上海城隍庙大殿等物业为校产，为学堂发展奠定经济基础。在他的努力下，陈行、三林塘、杨思三乡很快办起二十余所小学堂，享誉沪上。秦荣光一生著书很多，著有《补晋书·艺文志》，辑入开明书店《二十五史补编》，另有《补晋书·学校志水利志》《同治上海县志札记》和《光绪南汇县志札记》等。他编著的《上海县竹枝词》六卷，记述了上海开埠以后的大量史实，1908年由其门生胡祖德刻印问世，成为后人研究上海近代史和地方文化的必备资料。他还摘录前人笔记，辑成《梓乡录》四卷、《梓乡杂录》四卷，还著有《养真堂诗抄》《陈行秦氏支谱》《淮海先芬咏》等。他去世后，被人们追谥为“温毅先生”。

　　我祖母的父亲秦锡田（1861～1940），字君谷，号砚畦、适庵，别署信天翁，是秦荣光的长子。曾随父同在三林书院就职，并寓居三林。清光绪十九年（1893）与弟锡圭同科中举。平生致力教育事业，热心公益，擅诗书。主张教育救国，认为“盖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工战，以商战，实则无不以学战”，曾协助杨斯盛创办浦东中学，任学校校务、财政经理员，后任监督、校董二十余年。他为陈行、杨思、三林、六里四乡教育事业出力尤多。1902年，承父命与赵履福等改三林书院为新式学堂。父亲去世后，他继任学堂总教习，后又历任三乡学董、三乡学校联合会会长、高小校长，任三林学校校董会主席直至逝世。1914年始，先后受聘为《上海县志》《南汇县续志》总纂。另著有《享帚录》八卷及《享帚续录》，辑成《梓乡丛录》《上海掌故录》等。

　　秦锡田侄子秦翰才（1895～1968），名之衔，字又元。毕业于松江三中，学业名列前茅，为清朝末代生员。他长期积累并整理秦锡田生平资料，撰成《秦砚畦先生年谱简录》。1956年10月受聘为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另一位侄子秦伯未（1901～1970）,名之济，号谦斋，现代中医学家。

　　祖母竟是娃娃亲

　　我的曾祖父张虞赓（1858～1933），字愚耕，号乐诏，咸丰八年（1858）出生于上海莘庄西河浜。自幼勤奋好学，身处僻乡，有志成才。光绪五年（1880），21岁时考入上海县学，成了一名秀才。但他不爱走仕途，“致力于农田，雨笠烟蓑，手足胼胝，暇则手一编，高吟朗读，声渊渊，如金石，风之晨，月之夕，即景言情……”婚后有两个儿子。

　　张虞赓与秦锡田是上海县学同学。张虞赓的好友李绮城到三林学校执教，常与校长秦锡田谈起莘庄西河浜张氏“治家之整，待人之诚”。不久，张虞赓亲自将大儿子送到三林学校读书，孩子在校期间“沉潜好学，学日猛晋”。岂料学业未成不幸因病身亡，身为校长的秦锡田心中颇感内疚。后与李绮城同去莘庄西河浜拜访张虞赓。刚进门坐下，张虞赓即介绍在家读书的小儿子张铭西，由于长子不幸夭折，故而不让唯一的幼子出门游学而延师在家执教，并由邻里儿童陪读。12岁的张铭西“恂恂儒雅”，秦锡田十分中意，当即表示愿意将自己的四女儿秦之蕙（字蕙祥，号纫蕙）下嫁到莘庄西河浜，订下了“娃娃亲”。

　　出嫁丫头“报主恩”

　　张铭西，号鸿翥（小名安儿），与秦纫蕙同年，订亲6年后，两人都已19岁了。1915年正月初二，张虞赓与秦锡田在三林学校为他俩隆重举办了新式婚礼。他俩就是我的祖父和祖母。他们婚后生活美满，共生了四个儿子，我的父亲是老二张守成。可是天有不测风云，1922年夏，我祖父张铭西不幸染上霍乱病，突然离世，年仅26岁。家中一片悲伤，最小的儿子还是个遗腹子！幸而曾祖父稳住了大家庭。据家父张守成回忆，他4岁时父亲去世，7岁搬到莘庄镇新盖的大房子，他的祖父张虞赓仍住在镇郊西河浜，每天早晨上镇喝茶后，到新房子看他们。家中延请了一位松江师范学校毕业的聂姓女教师，学问很好，不但教新式的数学、外文，还教《古文观止》。她除了教张家四兄弟外，还教表亲的四五个小孩。

　　当时，我祖母娘家经济条件较宽裕。祖母出嫁时，带了一个丫头到张家作为陪嫁。后来又买了一个从安徽逃荒来的小女孩做丫头。数年后，丫头长大成人，祖母就将她俩嫁了出去。我还记得她俩的名字叫秋玲和金菊。秋玲嫁到莘庄以南的颛桥，几十年来，她的丈夫在蚕豆或新大米上市时节，总会骑自行车驮着大包小包的农产品来我们徐家汇天平路的家，看望“太太”（他们对我祖母的尊称）。秋玲在五十岁左右时得了子宫肌瘤，到徐家汇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看病，住在我们家和“太太”相处了一个多星期。另一个丫头金菊出嫁后，丈夫被抓了壮丁，1949年夫妻俩去了台湾，从此杳无音讯。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金菊突然回到上海，辗转寻觅，终于找到了“太太”。我祖母于1990年3月22日仙逝，享年93岁。

　　（摘自《上海滩》201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