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们虽然住在还是“八一三”逃难时搬来的居处，现时已经成了七十二家房客的旧大楼。但在扫四旧抄家后，房管所的造反派还是来勒令我们让出一半住房。没过多久就搬进来两户人家。其中一家房客极有心机，看准我家割让后的一间没有安房门，便常常在深更半夜偷偷摸摸塞进一些东西。先是在暗角，慢慢动作越来越大，将我家的大件移出，放进他的旧桌椅杂物。我找他说理，他竟然纠集一帮人冲到我家里打砸抢，真是投诉无门，苦不堪言。

　　这些情况传到了我工作单位的领导、刚从走资派解放出来的支部书记陈少卿那里。他找我详细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和事情的前因后果，然后谆谆告诫要我忍耐，尽量避免与对方冲突，有情况让组织解决。以后一段日子，他多次让单位职工下班后来我家坐镇壮胆，免遭欺凌。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始终看不到哪怕是一丝丝解决问题的动静。全家人都在担惊受怕中度日。又过了一段时日，一天我正要下班时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让我过去。陈书记抽着烟对我说，他这段时间差不多一直在外面跑，去了我家所在的街道里委派出所，也去了对方男女的两家单位。派出所负责你们里委的户籍警还给我透露了你的家庭情况，但这些材料都没有实质性的内容。据我看，你父亲的历史是清白的，也不是什么专政对象，看来最多是个“臭老九”。昨天，我们五方都约去派出所开会，讨论解决方案，但他们就是有偏见，拉锯了好长时间，我是一对四呀！

　　说到这里，陈书记顿了顿，又掏出一支烟接上，看了我一眼继续说：我实在是想问题尽早解决，来不及同你商量，我就替你作主了。他还说，我的策略是“舍小保大”，宗旨是“一劳永逸”。他又停顿了片刻，长长的吐了口烟，使劲把烟头摁灭，说，会上最后敲定，被对方占据的就让给他了，但我提出得划地为界，以防其继续扩张。又停顿了一下，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他的野心大着呢，意图将整个一间都霸占下来，到那时也不一定会有人站出来为你说话，你又能拿他怎样！我知道这个解决方案一定是他与对方经过激烈争辩才定下来的。他让我回去写一份买旧木料的申请报告，并已与公司有关方面说好了，明天就会派木工来分隔好。

　　第二天下午，陈书记来到我家，仔细察看了已经筑起的板墙和房门。说，损失不算太大，一间房大部分给保住了。然后他走到我父亲面前握住我父亲的手说：“老人家，我们是同志关系噢，这些天让您受惊了！今后您可安心待在家里，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了。这些日子一直压在我心上的一块石头也总算可以落地了。”

　　转眼间，这已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尘影。陈书记也因吸烟过重于1999年夏天去世。多年来让我感念的是，那时候，他作为一个党的基层干部，也是极左路线的受害者和忠实执行者。但在这一件别人都不敢出来说公道话的棘手活上，却能够站出来化解一个无助者的困境，常使我在梦醒时泪水沾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