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关《人民的名义》走红的诸多分析中，该剧的现实主义特质，即它对反腐实践的挖掘和体现，是被提及最多的。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最近用“人民的名义”的逻辑来分析现实问题成为一种“套路”，剧中的不同角色，比如侯亮平、李达康、高育良、祁同伟等，都被拿来分析现实个案，像过桥贷款是怎么回事等。剧中虚构的情节与现实问题交相呼应，对他们的命运分析也成为一种舆论时尚，印证了“艺术源自生活”这句老话。

　　最初李达康的走红大致有两个因素，一是吴刚的表演为人称道，彼时媒体对剧中演员的表演纷纷点赞，并拿时下“鲜肉造剧模式”做对比，有意思的是，戏骨们最近也不乏对“小鲜肉”的评论，观众对此也颇有共鸣，从这个角度看，“达康书记”的走红是传统审美观念的一次集中呈现，证明有一些标准、一些原则并未过时。另一个因素是，剧中李达康所致力于解决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性。比如，剧中信访局的窗口设计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公共问题，不少于三家媒体报道了各地类似的问题，其中有的被证伪，有的则显示的确存在问题。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人民的名义》中，李达康在窗口前呵斥下属的桥段广为传播，观众过了一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瘾。观众为什么喜欢李达康，用剧中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李达康“无情无义”，他公私分明，哪怕是他的亲人家属也不能因为他的权力得利，他不拉帮结派，哪怕是官场中的好友，彼此也保持距离，这种“无情无义”就是为官者的大原则，也是所谓社会公平正义的一大来源。剧中李达康和易学习、王大路这三位老友感慨过往来之不易，李达康自我剖析说要“谋求国家和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大时代的创造者”，这样的李达康怎能让人不喜欢？

　　剧中的另外两个角色，高育良和祁同伟最近也火了一把，尤其是祁同伟，他的命运变化和人生选择受到不少讨论，其中的一个典型议题就是，家庭出身贫寒能成为祁同伟变坏的原因？其实包括此前的赵德汉也是这类腐败典型，他们农村出身，并将自己的腐败归咎于过去的贫困经历，这种对腐败的解释能否成立？当然不能，有媒体发出“人民不欠出身贫寒的祁同伟一个副省长”这样的评论，对贫困的恐惧和担忧，从心理上或许可以解释他们腐败的动机，却无法构成一种合理性解释，因为政治伦理不会考虑个人的处境，而只会用权力的“来源和运用”逻辑来确立一个官员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就此而言，对祁同伟的同情注定不会成为一种主流社会意识。

　　《人民的名义》造就了很多公共话题，它们超出了这个虚构的故事本身，吸引了大量的关注，舆论介入不乏深度和广度，而且是以非常接地气的方式，这无疑是这部剧最大的成功，也是它最大的公共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