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曲家朱践耳今夏以95岁高龄与世长辞。他的音乐创作生涯大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他主要创作了脍炙人口、传遍全国的《唱支山歌给党听》《接过雷锋的枪》等歌曲；后期则是在十年浩劫结束后，将创作重心转向交响乐领域，谱写了交响组曲《黔岭素描》、交响音诗《纳西一奇》、十部交响曲、唢呐协奏曲《天乐》等一大批融西方现代作曲技法与中国民族音乐元素于一体的优秀的交响乐作品。在他的音乐生涯中，有多位对他的艺术道路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贵人”，《朱践耳创作回忆录》对此有生动真切的记述。

　　朱践耳1945年8月前往苏北解放区参加新四军前线剧团。从1947年2月到1949年11月，他当了两年多的华东军区文工团军乐队队长兼指挥。受解放军莱芜战役大捷的鼓舞，朱践耳创作了歌曲《打得好》，很快就在解放区军民中传唱开来。然而，他也有烦恼，那就是他觉得自己不善言辞，行政管理非己所长，军乐队队长的工作并不适合他。于是，他向自己的上级、文工团教导员李淦提出，希望能调离行政工作，专心从事作曲。李淦表示理解，但因为济南城刚解放，收容了一批俘虏的军乐队员，工作繁忙，所以暂时还要他留任队长。新中国成立后，华东军区文工团撤销，大部分人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各部门，朱践耳也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音乐组担任专业作曲。他明白李淦兑现了承诺，虽然李淦留在山东，并未南下，但他为朱践耳的前途着想，协调安排了符合他本人意愿和特长的工作。朱践耳十分感激。

　　如果说李淦是朱践耳音乐生涯中的第一个“贵人”，那么著名作曲家、《新四军军歌》的曲作者何士德就是朱践耳的第二个“贵人”。新中国成立之初，朱践耳为电影《大地重光》《海上风暴》写了配乐；1952年，他被调往北京的电影厂，第二年为大型纪录片《伟大的土地改革》配乐，其中的一段管弦乐曲《翻身的日子》，朱践耳写得欢快流畅，民族风味浓郁，深受听众喜爱，并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作“对农村广播”的片头曲，成了他的保留作品。但他在北京的工作主要是为新闻纪录片配乐，他并未受过专业作曲训练，视野受限，感到自己乐思枯竭，写不出东西来了。就在他面临严重创作危机之时，1954年国家公派前苏联留学生的选拔工作开始了，朱践耳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列在了留苏音乐类学生的七人候选名单上。当时并无个人出国留学的途径，唯一渠道是由国家机关层层向上级申报，批准后再选派。留学前苏联的音乐类学生，1953年全国第一批仅三人；1954年第二批初选七人，经过考试，有五人入选，朱践耳荣幸地成了其中的一员，1955年前往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深造作曲专业，五年后毕业，为他以后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交响乐作曲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时隔二十多年，朱践耳才得知，当年将他列入留苏学生名单的，是《新四军军歌》的曲作者、时任文化部电影局音乐处处长的何士德。何士德竭力为电影系统争取到了几个留苏名额，而且在提名时大公无私，唯才是举，这让朱践耳异常敬佩，感念终身。

　　1990年，朱践耳为竹笛与22件弦乐器写的《第四交响曲》一举夺得第15届瑞士玛丽·何塞皇后国际作曲比赛大奖。这部交响曲形式新颖，融入了对现实的深邃思考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理解。由于交稿时间紧张，指挥张国勇、上海交响乐团的弦乐组、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录音室通力合作，热情支持，仅用一天时间，从排练到录音，优质高效，一气呵成，使朱践耳在比赛最后期限内将作品录音寄到了瑞士。排练和录音当天，演奏员们同时还有一项商业性录音，报酬大大高于电台，但各声部首席都带头到电台录音来了。电台录音师钱淑英和编辑沈薇得知这是朱践耳要拿去参加国际比赛的作品时，马上表示：“一定要用最好的录音带、最好的录音质量来制作，这是代表我们国家的！”这些都让朱践耳十分感动，当时正是中国的交响乐事业萧条冷寂之时，但大家却能热诚支持严肃音乐的创作，让朱践耳倍感慰藉和温暖，也从中看到了希望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