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马白水先生相识于1997年。那一年，马先生为了举办画展，在台北停留了一段时间，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常能与先生相见，故就越发熟络。且在先生回纽约的前夕，他还不拂我意，勉强写下“一声已动物皆静，四座无言声欲稀”一联赠我，并说他数十年专攻水彩，叫他写字，是赴鸭子上架！

　　马先生回美国后，我们还常以书信保持联络。信大多都是马先生念，马夫人笔书，偶尔先生会亲自补上几笔。那时我以为再难与先生相聚于台北的天空下，然没有想到在1999年9、10月间，先生应历史博物馆之邀，回台北举办九十回顾大展。这一次展览是把马先生从大陆到台湾、继而美国各时期，不同阶段不同风格的百余件画作呈现在大众面前。他简洁明快，常显东方意境的画风，非常受欢迎，我见参观的人络绎不绝，画展显然十分成功。

　　由于马先生已年届九十，在台北两月的奔波，加上空气污浊而引起气管过敏，导致先生返美不久，于当年11月13日右半身中风，幸好在住院两月中，病况稍有好转，且可用手杖步行。

　　在马先生吃药、做复健的同时，他又尝试以那不灵活的右手，开始创作新的画风，作品以“字”为创作的立题，并于2000年6月4日，与远自台北而来的学生李焜培、罗慧明两人举办师生联展“千禧纽约水彩画展”。从这不难看出马先生对艺术创作的情有独钟，且切实履行他自己的创作理念。

　　先生常强调：“龙生九子，各有面貌，在艺术的创作上，不可拘泥于师承，当力求创新、求变化及突破。”席慕蓉也说：“马老师从不要学生画得像他。”这龙生九子的比喻，是马先生越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创作心得。马夫人曾来信告诉我，马先生对于我庚辰年初春以不同的甲骨文体所写的九个龙字小画框，特别地珍爱，并将之悬在床头上方，因为与先生的理念不谋而合。

　　可是好景不常，因马先生经常喜欢独自搬动沉重的家具，变动房间摆设，马夫人虽明令禁止，但先生却偏不听，常暗地里移动摆设，可能是过度使力，导致在这年的秋天突然“小中风”。 

　　由于脑阻塞的缘故，先生也越来越怕冷，对于纽约的寒冬（当初先生是喜爱无比的），先生也渐觉难受，虽然整天开着暖气，终日可以蛰居，然在严冬的天气下，半年多都无法外出。于是决心南下，在2001年10月16日，搬至位于佛州劳德堡地区的一个古木扶疏，且有艺术气息的“有照顾专业休养中心（Assisted Living）”。

　　马先生伉俪对这地方都感到满意，在和煦的天气下，先生的身体健康也大有好转。而我所藏俞平伯诗卷文跋中的“古槐诗痕”四字，就是先生在那里写的，印章则由马夫人回纽约办事时补盖，却没想到这竟成先生的最后书迹。先生于2003年1月美东时间6日晚上7：30，因并发肺炎，心脏衰竭，病逝于佛罗里达州的养老院内，享年九十五岁。

　　马先生生性阔达，生前曾为自己选好纽约州与纽泽西州之间的悬崖公园的一棵老松树下，作长眠的地方，先生称那地叫“小黄山”。或许老辈人都希望落叶归根，纵使不能，也要找一个相似的地方，以慰那一股乡愁。

　　综观马先生的画风，因他是北方人，故有一种厚重的气质潜蕴在其水彩的变化中，看他早年的画作，一板一眼，硬弓大力，毫不含糊。后来风格一变为多色面组合，再变多单纯原色，三变而彩墨并用，清丽生动。先生曾学过国画，在强化色彩效用的同时，他更积极地融汇中西之长，在画中呈现浑厚的生命力和乐观的思想。且在他与夫人谢端霞结婚后，更常用粉红色、玫瑰紫来作画，也就成为那时期的特有用色。

　　“三大块、六中块、九小块；上重下轻、左右分明；有水有彩”，这“白水画室”的口诀，迄今许多老辈都耳熟能详。王荆公云：“两山排闼送青来”，这是先生终身绸缪的物我交契的感觉，于“我”写物，祈能赋予万物以新机。

　　马先生常说：“艺术是使我常保健康与年轻的的秘诀。”虽然人始终敌不过“时间”这个天敌，但是艺术足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