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上午，笔者早早端坐在电视前等着北京人民大会堂“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的实况转播。当视频出现表彰100位“改革先锋”时，我一眼认出了满头白发的严俊昌——农村改革的先行者小岗村“大包干”18个带头人之一。老严从习总书记手中接过红彤彤的获奖证书,那一刻，笔者的思绪穿越回到1978年的凤阳——

　　凤阳大旱灾民外出乞讨

　　1978年，我26岁，已经在凤阳文工团工作了8年，原先的身份是上海知青。那年，凤阳遭遇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旱，从春到秋没下过一场透雨，全县秋粮几乎绝收。我生活在县城，也能感受到缺水的艰难。农村情况更糟糕，许多丘陵地区的村队，人畜饮水告急。揭不开锅的凤阳农民又重操乞讨旧业。还没入冬，四乡八村的乡亲们纷纷往南方一带逃荒要饭。“要饭大军”去了邻省，惊动了省会，惊动了中央。县里紧急抽调机关干部组成劝阻工作队。机关干部人数不够，便从各县直单位中抽调人员充实工作队，我也被抽中。

　　劝阻工作队的任务是守侯在京沪铁路途经凤阳县的门台子、临淮关、李二庄、板桥、小溪河、石门山车站，劝阻南下乞讨的社员回队生产自救。灾民们在沿线小站的铁道上，等候停泊待通过的“炭篓子”（凤阳土话，即运煤的车皮）。工作队这边拦截，灾民们从车轮底下钻到反面爬上车。长长的煤车，成群结队蜂拥而上的灾民，靠每个车站几十位工作队员拦截劝返，无济于事。折腾了一个星期，工作队无功而返。

　　接收灾民忙坏了民政局

　　凤阳灾民往南方逃荒的首选目的地是上海。那一年的秋冬季，县民政局的电话被打爆了，都是各地遣送站通知凤阳派员前往接收灾民。接收人数最多的自然在上海。前些年，当年的县民政局股长陆大姐告诉笔者一则让人至今想起来还心酸的往事：那时，县民政局派出干部来到灾民遣送交接地点真如火车站（今上海西站），只见车站旁用毛竹芦席搭起的大棚里，蓬头垢面的凤阳灾民席地而坐乌压压一大片。不知哪个缺德鬼，竟在芦席棚外用墨汁书写了“安徽招待所”五个大字。陆大姐说，那位干部回局里后说到这一段时，落泪了。

　　上海方面调来闷罐子车皮，车皮拐角处放一个如厕的粪桶，臭味弥漫在车皮里，接收干部随车而归。被遣返的对象回到安徽境内后，并没回家，又在铁道边等候往南的“炭篓子”停泊，再扒车去南方乞讨。

　　小岗人把天戳了个窟窿

　　就在这灾民纷纷外出逃荒的当口，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在县城里传开了：“有生产队分田单干了！”

　　单干，岂不是资本主义复辟？别说县领导不知所措，当时高层领导都不敢轻易表态。那些日子“分田单干”成了县城百姓饭桌上的“头条新闻”。县层面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坚决取缔，坚持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收回承包地；另一种是当作救灾的权宜之计，在小范围搞试点，如果上级追查，再取缔也不迟。但绝对没人敢说分田包干是正确的。县层面形成不了一致决议，只能层层上报，报到了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那儿。这是后话。

　　小岗生产队搞“大包干”的领头人是时任生产队长严俊昌和副队长严宏昌。那张有着不少错别字的生死契约是这样写的：“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保证完成每年上交（缴）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孩子养到十八岁。”落款时间：1978年12月。没有具体日子，据说应该是三中全会召开前夕。

　　这张生死契约的原件如今珍藏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内。这就是“凤阳小岗村大包干”之雏形，几年后演进成“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实，当时“把天戳了个窟窿”的凤阳县基层生产队不止小岗一个，最先包产到户的是马湖公社几个生产队，只不过小岗那份“生死契约”太典型了，小岗遂以成名。

　　马湖公社位于凤阳西南部。1978年秋后，为了活命，好几个生产队又使出了1961年“包产到户”的救命绝招。马湖百姓重使这一招时，时任公社党委书记詹绍舟关照下属，对外一律声称“包产到组”。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实情——生产队干活是“上工听打钟，下地磨洋工”，而这些声称“包到组”的社员，却是鸡没打鸣就下地，田垄整得像绣花。不包到户，哪有这般精心耕作？

　　没有不透风的墙，“马湖效应”迅速扩散。事后，詹绍舟对外界说：“那势头像烧滚的粥锅直往外潽！”

　　正当凤阳农民在地下状态如火如荼地搞起“大包干”时，舆论界“姓社”与“姓资”的斗争正剑拔弩张。与滁县地区交界的江苏邻县贴出了“坚决击退安徽单干复辟风”的标语，当时的凤阳县委和滁县地委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捱到1979年秋收，凤阳迎来了自“文革”后的第一个丰收年。当年小岗生产队粮食总产高达13.3万斤，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15年粮食产量总和；油料总产3.5万斤，相当于过去20年的总和；当年就上缴和销售粮食6.5万斤，是自合作化23年来第一次向国家缴售余粮，还偿还了部分贷款；人均纯收入400元，是1978年22元的18倍。小岗人从此解决了温饱问题。

　　“我批准你们干五年”

　　1980年1月1日，时任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带着《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出席了由安徽省委召开的全省农业会议。会议期间，他把调查报告交给了万里书记。调查报告里引用了小岗农民的一段顺口溜：“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上缴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会后不久，万里书记实地考察小岗生产队，并当场表态：我批准你们干5年。

　　当年民间流传“要吃米，找万里”的出典就缘自万里支持“大包干”的故事。然而，“大包干”在全国范围还没拿到“准生证”。直至小平同志在1980年5月31日就农村改革发表重要谈话后才尘埃落定。邓小平说道：“‘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5页）

　　小岗村一度徘徊不前

　　笔者1997年春天从凤阳调回上海工作之前，小岗村还是一个“听起来很美，看了后失望”的“政治村”。小岗成名后，来参观考察的外省领导、专家、学者、记者等络绎不绝，大家看过后都有一个不愿说出口的感受——“没啥看头”。是啊，小岗人只是吃饱了肚子，可腰包还是瘪瘪的，被媒体称之为“一夜越过温饱线，20年未过富裕坎”。

　　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由《解放日报》和《经济日报》牵线，把江苏张家港的长江村和凤阳的小岗村结为联姻村，凤阳方面派出若干小岗青年住到长江村当跟班，学习当销售员的本领。结果令人沮丧：没学会。小岗前20年徘徊不前的原因中关键一条——缺乏能人。小岗成名后由生产队（村民小组）升格为行政村，每遇村委会换届，上级就头疼，没有理想人选。当时文化素质低下的小岗人，面对飞速发展的经济形势，想要赶上“趟”，还真难。

　　“空降书记”开了个好头

　　带领小岗村百姓迈过“富裕坎”的是一位来自省财政厅的“空降书记”。小岗村“三纸红手印”的故事很能说明这位“空降书记”的作用。2006年11月，第一纸98个红手印是挽留沈书记干第二任期，继续带领小岗村民奔小康。2009年9月第二纸186个红手印是挽留沈书记再干第三任。此刻，小岗人均纯收入达到6600元，比2003年多出了4300元。第三纸67个红手印是2009年11月6日晚上留下的。这天清晨，积劳成疾的沈书记再也没有醒来。第二天，村民们把摁着67个红手印的请愿书交给上级组织和沈浩的亲属，恳请迎回沈浩的骨灰，让他们的第一书记永远留在小岗村。

　　现在小岗的面貌，正循着沈浩在任时制定的“发展特色农业、发展旅游业、办好工业园”的规划，一步步接近目标。

　　2014年春，在凤阳旅游公司工作的内侄女告诉我大包干纪念馆新馆落成的消息。于是，我带着一帮退休哥们故土重游。

　　一别小岗20年，换了人间。摄影家张凤岐拿出20年前拍摄的小岗村貌，让景点讲解员来指认“现在何处？”小岗第三代姑娘小伙们，看了后反问：“这是咱小岗吗？”

　　如果说，当年小岗人没学会长江村农民跑市场的本领，那么，在“互联网+”时代，小岗人实现了弯道超车。小岗农户开出了网店，申请了注册商标，在网上销售经过加工的腐乳、酱瓜和咸鸭蛋，卖葡萄、草莓、酥梨等应时鲜果。18位带头人中的严金昌开出的“金昌食府”闻名遐迩。

　　听说我重回故土，那天中午金昌老哥提着酒瓶来敬酒。介绍小岗的旅游，他是一套一套的：“咱小岗的旅游叫‘一红一绿’，‘红’的是‘大包干纪念馆’4A级景点；‘绿’的是观光农业，游客带着孩子来咱葡萄园、草莓大棚摘果体验农家生活……”

　　三任总书记心系小岗村

　　“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里陈列着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三位总书记先后视察小岗村的大幅照片。三位领导人亲临小岗视察，由此足以可见最高层领导对这个掀开中国改革第一页的乡村之器重。

　　回到12月18日这一天。北京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结束后没几个小时，“中国凤阳”微信公众号头条刊发“今天凤阳再次沸腾！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凤阳人颁奖！”

　　我这个凤阳女婿也跟着“沸腾”了一把。现摘录微信中小岗村当天庆祝活动信息，以飨读者——

　　12月18日，凤阳隆重举行小岗盼盼食品项目投产仪式……

　　12月18日，小岗村田园综合体高标准农田项目举行开工仪式……

　　12月18日，《改革开放40周年》纪念邮票暨《凤阳是个好地方》邮票宣传册首发式在小岗村举行。

　　12月18日，小岗村举行小岗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小岗村乡村振兴研究院、安徽省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研究与培训基地揭牌仪式暨小岗村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中国社区发展协会、安徽财经大学中国乡村（小岗）振兴研究院《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此时此刻，我不禁诵起毛主席的一句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