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传说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被认为是中国古代一位男士能够享受的至高幸福，但如果把两大幸事都推到极致的话，就变成今人熟知的“状元驸马”传说。在民间戏曲里，状元总是标配一位公主，而皇帝也一定总有个女儿要嫁给状元。从脍炙人口的包公戏《铡美案》到绍剧《状元打更》，还有那出女扮男装令人啼笑皆非的《女驸马》，无论是一段佳话还是一场孽缘，民间似乎非常愿意将状元和公主撮合在一起。
但这种小说戏曲宣扬的“状元驸马”故事，更大程度上只能是一个传说。真正的历史上，状元成为驸马的个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唐朝会昌二年（842年）的状元郑颢。郑颢是宰相郑絪之孙，可以说是门阀高第，当“尚文学，尤重科名”的唐宣宗命宰相白敏中为万寿公主选婿时，白敏中立刻推荐了当时已经是起居郎的郑颢。按照人之常情，郑颢应该对这桩皇帝恩赐的婚姻感恩戴德才是，但郑颢却非常反感这桩强加在自己身上的婚姻，他本来已经与来自另一个世家大族的卢氏订婚，“行至郑州，堂帖追还”，不得不转而接受皇帝旨意，与万寿公主成婚。
郑颢的不情不愿有道理的，即使到了晚唐时期，世家大族的影响仍然很大，不仅累世在朝中占据高位，更通过联姻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势力，因此与世家大族结合乃是为了长远打算。与之相比，天子之家虽然尊贵无比，但是在世家门阀的势力面前仍然有一种暴发户的自卑感。唐朝士人也纷纷以与世家联姻为荣，并不以与皇族有戚为傲，更何况公主出身尊贵，娇生惯养，难以侍奉。《锦绣万花谷》记载，万寿公主下嫁郑颢后，“主每进见，帝必谆勉笃诲曰：‘无鄙夫家，无忤时事。’又曰：‘太平、安乐之祸不可不戒。’”女儿每次进见，都被父皇如此训诫，可以想见状元驸马与公主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一个细节足以暴露出郑颢与万寿公主之间的紧张关系：郑颢的弟弟身患危疾，皇帝遣使询问，得知万寿公主竟然在慈恩寺看戏，得知此事的皇帝大怒，“亟召公主入宫，立之阶下”，叹道：“我怪士大夫不欲与我家为婚，良有以也！”对公主厉声切责。公主如此侍夫，郑颢自然也心怀怨愤，但他无法向公主发泄，只好将怨怒发泄到保媒拉纤的宰相白敏中身上，“甚衔之，由是数毁敏中于上”。
未能复制的爱
历史上唯一一桩状元驸马的故事，就这样以一对怨偶的互相嫌憎告终。有了这种前例，也难怪自此以后，状元驸马的故事只能出现在戏曲和小说中，却难以再现。事有凑巧，宋朝险些出现了第二位状元附马，但根据《宋季三朝政要》所记，这一次不是状元嫌弃公主，而是公主嫌弃状元。
原来，南宋理宗在位近四十年，没有儿子，他最宠爱的贾贵妃为其生有一女，即瑞国公主。开庆元年（1259年），皇帝和后宫都忙着为瑞国公主的婚姻之事张罗，权臣丁大全企图捞取政治资本，想让投靠自己的举子周震炎成为科考状元，再给他弄个驸马，这样既可以给周一点甜头，又可以好好地利用他，将来自己成了皇帝女婿的大恩人，地位自然更稳固了。于是，丁大全先是用种种手段让周震炎通过省试，接着是偷出殿试题，让周预先拟好腹稿，考过之后，则极力赞扬周的殿试文章，让周当上状元。周的籍贯是太平州（今安徽当涂），丁大全也利用起来，大造“太平状元”之论，让理宗很是高兴，觉得这是好兆头。于是，选状元做驸马的事，也就成了定局。
选状元驸马，公主是知道的，她自然要设法了解这个未来丈夫的各方面情况，特别是想在成亲之前一睹这位状元公的风采。在周震炎照惯例代表全体新进士进宫谢恩那天，瑞国公主就特地躲在屏风后面窥看。这一窥看不打紧，回后宫之后，公主的嘴就高高地噘起来了，一脸的不高兴。原来，周震炎已年近而立，属于成熟型的帅哥，而公主才十五六岁，年龄几乎相差一倍，而且状元公的身材、长相、风貌都不是公主喜欢的类型。这倒是丁大全没有意料到的，他始终按照自己的审美喜好去选择目标，以为自己这个老头子觉得美的，小女孩也一定觉得美。对审美心理缺乏了解的丁大全，从来没有想过事先研究一下公主喜欢哪一型的美男。
宋理宗是个没主见的人，加之爱女心切，当然就不好勉强，招状元驸马之事就这样悄悄作罢了。周震炎当驸马的美梦破灭了。更糟的是，这年十月，丁大全因恶贯满盈，终于被人弹劾而罢职，周状元不免被人指为谄附权奸，也受到了重罚，状元头衔被褫夺，降为最末一名，死于贬官途中。
不过即使公主愿意，那些状元郎们也未必肯娶皇亲为妻，因为这会影响自己日后的发展。鉴于汉唐外戚专权之祸，宋朝奉行“避亲制度”，一旦成为驸马，就会被归为外戚，宰相、参知政事、枢密使、侍从官、尚书、郡守等有实权的高官要职全都与自己绝缘了。而明清两代更是威福皆出于上，无论外戚还是皇族都严加戒备，厚禄奉养，但不给任何事权，以免起权力觊觎之心。而状元是科考中的佼佼者，是天子门生，皇帝将来可能会重用之人，自然不会让儿女私情捆住手脚，除非皇帝想削弱某人权力，才会将公主嫁至其家，让其断了权力之想。清朝乾隆皇帝虽然宠信权臣和珅，却将最宠爱的和孝公主嫁给其子丰绅殷德，其隐含的寓意即在此中——权力到你为止，不可再传给下一代。状元亦如此，荣耀仅及于己身，子孙若要上进，只能亲自来考场上比试，争夺功名了。
状元的终局
对热衷科举的人来说，状元是个梦想，但对美梦成真的人来说，状元又是过去的荣耀，既无法给自己的将来提供承诺，更无法传及子孙。随着科举制度的衰败，连新科状元的荣典也消失殆尽，早年状元能在皇帝赏赐的恩荣宴上尝遍“奇珍异味，极天厨之馔”，而1904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殿试后的恩荣宴，却是草草了事：“果肴皆出装饰，粗瓷竹箸，十余席罗列堂下东西，形式极为简陋，读卷大臣执事各官亦无至者，除一甲三名外，其余二工甲进士寥寥无几，是日派恭亲王为主席，到时进礼部大堂倥偬一坐，诸进士谢恩后，亲王即起立出门。……诸人随亲王甫离席行，堂役闲人争进，将宴席之盘、碗、杯、着抢夺一空，瓷器堕地声，笑语喧哗声，轰然纷乱，亦鹿鸣之抢宴相同。”
尽管状元未必与将来的仕途有必然联系，但科举本身都衰落至此，那么状元的身价也随之一落千丈。被称为“第一人中最后人”的末代状元刘春霖所获得的只有咨政院议员、记名福建提学使、直隶法政学校提调、北洋师范学校监督之类闲职，后来的民国政府不再举办科举考试，自然也不再有状元的名号，他只能靠大总统府内史、总统府秘书帮办兼代秘书厅厅长这类闲差从事文字应酬工作，授馆卖字成了这位末代状元晚年的主要收入。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流亡天津外国租界的刘春霖闻听北平遭受日军蹂躏的消息，潸然泪下：“京城父老惨遭蹂躏，我却当了逃兵，愧对先祖之训导。”1942年1月18日早晨，家人没有看到刘春霖像往常一样起床散步，进屋一看，才知道他已经因心脏病猝发在睡梦中安然而逝，状元的故事也就此画上了最终的句号。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2017年6月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