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受一位患病老教授委托，去《炎黄子孙》杂志社代领样刊，顺便收取本人一点稿酬。敲开办公室门，除了工作人员外，还坐着一位面容敦厚、满头染霜的长者，工作人员向我介绍说他是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杨益萍。杨会长听说我是该会会员，便热情地伸出手来，又替刊物垫付了稿费。我离开时，他又热情地同我握手。这般礼贤下士，委实使我有点感动，不由想起一些往事。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一天上午，一位衣着朴素、瘦瘦的中年人突然来到我的工作单位，他自我介绍是少年儿童出版社的任大星，是我的一篇即将刊发在《上海少年》的短小说的责编。那时，交通不太便捷，我所在的仓库又没有门牌号码，他换乘了二三辆公交车，七转八弯才找到我。任先生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造访我这个初学写者，我确实有些受宠若惊。记得他坐在木匠工具箱上，抽着自备的大前门香烟，对我说了不少勉励话。正因为他的勉励，使我与儿童文学结下不解之缘。

　　文艺的春天来临后，一天我顺路去看望关心过我的《儿童时代》资深编辑苏玉孚。苏先生正巧不在，一位年轻的身材颀长的女编辑正在接待两位造访者，见我向她询问，便站起身，应诺转告苏先生。她站立着，直至我离去。后来在中福会大礼堂召开一个会，我看见她坐在中排的座位上，听人说她叫王安忆，是女作家茹志鹃的女儿。如今王安忆是遐迩闻名的女作家，当年她彬彬有礼恭送素不相识的业余作者的身影，仍然清晰地留在我脑海里。

　　投稿多了，会收到不少铅印的退稿单，也会收到编辑的亲笔退稿信。有段时间我热衷于学写诗歌，寄了几首给《萌芽》，不久收到退稿和一封署名赵丽宏的编辑的信，尽管稿件不能录用，他委婉地提了一些意见。满纸的蝇头小楷，工工整整书写在竖条的浅黄色棉纸信笺上，给人亲切和愉悦的感觉。数十年来，我从学校的集体宿舍搬到分配的斗室，又搬迁到如今的蜗居，一些编辑的亲笔信，无论是退稿的还是录用的，我大都保存着，包括著名诗人兼散文家赵丽宏的那封别具一格的退稿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