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美国高考之一的2018年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考试即将在下月开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逆全球化政策饱受国际社会批评。而在美国国内,特朗普政府也一改对少数族裔的福利政策,不少组织和个人都声称亚裔学生在美国知名学府录取过程中因为成绩太好而遭受“逆向歧视”。是否应该将种族作为大学录取标准,显示出美国教育政策中的左右之争。
司法部介入调查
近年来,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等美国顶尖大学的录取率一直维持在5%左右。以哈佛大学为例,2018学年6630名申请者共录取了964人,其中亚裔录取比率创下有史以来新高,从去年的21.7%增加到24.2%;非裔学生占13.9%,较去年增加1.3%;拉丁裔占9.8%,较去年增加1%。相较而言,亚裔学生是录取比率增加最多的族裔。
尽管看起来是个不错的消息,但近年来美国名校一直背负着招生过程对亚裔不公平的骂名。亚裔学生在考试中必须比非裔和拉丁裔学生超出上百分才有可能被录取,使得亚裔在录取机会上遭受“逆向歧视”深入人心,也让哈佛大学等名校成为一系列诉讼的被告。
2015年,一个名叫“大学生公平录取”的非营利组织率先提起诉讼,指控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录取政策涉嫌种族歧视。起诉书称哈佛大学等以种族为基础的《平权法案》设置隐形标准和限额,对亚裔学生不利。2016年,60个亚裔团体指控哈佛大学等名校在招生中设置种族限额,把优秀的亚裔学生挡在门外。他们要求哈佛大学公开招生资料,以证明没有对亚裔歧视。
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司法部并没有受理此类投诉,但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政府一改对少数族裔的福利政策,政策转向十分明显。2017年12月1日,经过长达数周的谈判,哈佛大学终于同意向司法部提供入学申请文件,司法部将对哈佛大学在录取时是否存在对亚裔的系统性歧视进行调查。
此前哈佛大学等名校录取的亚裔学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处于一个稳定的比例,因此一直有人猜测,美国名校对亚裔申请者有隐形配额。假如这一指控被证实,哈佛大学将面临违反《平权法案》的罪名。
成绩太好受歧视
根据《平权法案》,美国政府机构以及接受联邦资助的机构包括大学等,禁止在肤色、宗教等方面进行歧视。这项法案催生于20世纪60年代黑人民权运动,旨在保护非裔和拉丁裔族群在美国受教育的平等权利。然而近年随着亚裔的社会经济状况逐步改善,重视教育又热衷拼搏的亚裔在美国标准化考试SAT(学术能力评估测试)和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屡获佳绩,亚裔学生不得不比非裔和拉丁裔学生高出上百分之多,才能被名校录取。
越南裔移民后代本·胡恩就是一例。他不仅课业成绩优异,在SAT考试中斩获满分2400分,还领导中学社团,同时热爱音乐。有如此出色的简历,看起来他各方面条件都足以进入任何一所知名大学,但仍然收到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绝大部分顶级学校的拒绝信。
宾夕法尼亚大学亚裔大四学生派克当年以全A成绩申请大学,但他的母亲米歇尔仍强烈地感受到“不公正的体系”。尽管她的孩子都是班里的佼佼者,但她告诫孩子们:“你们可能资质完全满足大学要求,但仅仅因为你们是亚裔,所以很有可能被拒绝。”米歇尔的话代表了许多民众的呼声,2016年一项盖洛普民意测试显示,65%美国人认为大学招生只应该考虑成绩,反对考虑种族等因素。
面对各种质疑,哈佛大学招生主任菲茨西蒙斯表示,除了考试成绩和课业成绩之外,还将考虑申请者的课外活动和个人素质。录取评估程序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每份申请文件将有两名招生官员阅读,并经由一个组委会讨论,持续一小时。
《平权法案》被滥用
事实上,《平权法案》始于美国前总统肯尼迪一个反对歧视的行政命令,主要在教育与就业领域,要求联邦雇主采取“肯定性行动”,对少数种族、女性等历史上被排斥的群体在同等条件下进行个体倾斜。
然而《平权法案》实施几十年以来,“同等条件”被逐步弱化,“个体倾斜”被大做文章。随着非裔和拉丁裔族群寻求社会福利的声音越来越响,肤色逐步成为大学的敲门砖。美国各大名校和研究项目纷纷对少数族裔大开绿灯,降低录取标准。不少学生在申请书中不断强调自己的少数族裔和弱势文化背景,以此作为加分项,希望受到学校特殊照顾。穆斯林青年艾哈迈德在斯坦福大学的申请书上仅仅写了一百遍“黑人命贵”,最终居然还被录取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前招生委员会副主任哈伯森表示:“现在大学招生委员会不敢使用种族‘配额’一词,但种族和性别比例一直是录取因素之一。”
在2017年美国大选中,许多亚裔倒向共和党,就是担心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上台后,民主党会打着平权旗号,出台更多不利于亚裔的政策。
补偿是否已过头
除了亚裔以外,近年来白人学生也偶有起诉学校“逆向歧视”的案例,白人女学生费雪状告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一案更是因为上诉到最高法院而闻名全美。费雪认为,大学由于她是白人没有录取她,反而录取了各方面综合考量不如她的少数族裔学生,违反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第十四条修正案规定美国法律要给所有公民平等保护,她认为自己受到“逆向歧视”,没有受到“应有的平等保护”。
在一路把官司“打上去”的过程中,费雪虽然屡尝败诉滋味,但也逐步成为舆论关注焦点。2009年,地方法院判决维护大学录取政策,费雪上诉至第五巡回法院再次败诉,又上诉到最高法院。
由于美国是判例法国家,最高法院的判决将影响司法实践。如果支持费雪的诉讼请求,即意味着“肯定性行动”违反宪法修正案。因此,最高法院将诉讼发回至巡回法院,要求彻底审查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录取是为了种族多元化还是歧视白人学生。大学负有举证责任,必须证明其录取标准是唯一能够实现种族多样化的手段。换言之,大学必须证明如果在录取学生过程中不考虑种族,就无法实现多样化的目标。经过调查,第五巡回法院再次判定费雪败诉。费雪的律师团队仍然不服,再次将案件推向最高法院。2016年,最高法院以4比3的票数维护大学的做法。这一案件之所以受到全美广泛关注,关键在于大学在录取中照顾少数族裔是否构成“逆向歧视”,这一判决事关各个族群在教育机会中的公平问题。
作为民主党历史上的重要政策,肯尼迪的“肯定性行动”不仅为民主党扩大了票仓,赢得了人口逐步上升的少数族裔的支持,而且其政治主张一直延续至今,被奥巴马、希拉里等继承。这一政策的初衷在于补偿、照顾那些历史上遭受歧视,因而起点不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族群。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补偿是否已过度,从而侵犯了大部分群体的利益?另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康纳曾通过判例表示,“肯定性行动”这项政策必须及时受到限制,预计再过25年,种族因素将不再作为考虑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