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一天，接到德国领事馆一工作人员的电话，说是受文化参赞之托，邀请我参加在成都“老书虫”酒吧的一个对谈分享活动，嘉宾是一位德国女导演。

　　我当然很乐意。“老书虫”的活动我已经参加过几次了。好多年前，跟着朋友第一次到成都人南立交旁边的老书虫酒吧，第一次见到老板、爱尔兰人彼得。老书虫是一个兼有书店性质的酒吧，以外籍人士为主要客户群，在中国内地有三家，分别在北京、苏州和成都。

　　彼得和他的团队热爱文学、艺术、音乐，酒吧内充满了书架，每天晚上都有各路乐队来此演出。可能这里最大程度地聚焦了在成都的老外们，当然还有不少操持某一种外语的中国人，我每次来到这里，都会有强烈的异域感，但这种感觉一点都不会让人产生被排斥的感觉，酒吧轻松的氛围，四周环绕的无数的书，还有好听的音乐，都让人心下一暖。

　　那天的对谈活动定于7点半开始，6点半的时候，我从家乘车出发前往老书虫。在车上接到闺蜜、成都著名的访谈记者孟蔚红的电话。她当天晚上也要去参加这个活动。小红电话里问，你说的那个要来的德国女导演叫什么呢？我说，通知我的姑娘也不是很清楚，只是告诉我叫Dorrie。小红说，Dorrie？会不会是Doris Dorrie？我回说，桃丽丝·多利？我想过的，我觉得不会是她，哪有这样的好事？小红说，那万一是她呢？我说，万一是她，那就是天上掉馅饼了呗。

　　我跟小红是二十年的闺蜜兼口味惊人一致的影友，我们都非常喜欢桃丽丝·多利的《樱花盛开》。接完小红的电话，我心里突然嘀咕开了，真的，万一真是桃丽丝·多利呢？！那怎么办？晚上我要和她对谈，可我一点没准备，因为主办方告诉我就是一个漫谈活动，没什么特别的主题。我一下子就有点慌了。

　　在2013年的下半年，我出版了一本关于女导演主题的电影随笔集《焦糖——洁尘的女人影1》，其中一篇《德国和高纬度性格》中，我谈到桃丽丝·多利和她的《樱花盛开》，“……德国女导演桃丽丝·多利也是小津安二郎的倾慕者。在对小津的崇拜方面，比她更为人所知的是维姆·文德斯。文德斯称小津为其‘电影上的父亲’，还拍了一部纪录片《寻找小津》，忧伤无措地想用镜头捕捉1960年代属于小津的东京景象……但就剧情电影来说，桃丽丝·多利可比文德斯更多更好更逼真地采了小津的气。2008年春天上映的《樱花盛开》，让众多影迷为之倾倒。我认为这是近年来少有的真正能够触动人心的电影佳作。我喜欢《樱花盛开》这部电影讲的道理，那就是好时光一去不复返。就是这样的。人生旅程就是一个走下坡路的过程，只是，有的人在这段下坡路上也能多少瞄得几眼不错的风光，摘得几朵美丽的花儿，而有的人就干脆一路朝下，不管不顾，一点也不留恋往返，径直走下去就是了。前者并不一定比后者更快乐，因为那是幻觉；后者也不一定比前者更睿智，因为连幻觉都丧失了。我喜欢《樱花盛开》，就是因为，它呈现了幻觉的色彩，也呈现了生命的本质。”

　　一路嘀咕着到了老书虫，笑容可掬迎面而来的有德国领事馆的文化参赞、工作人员，最显眼的是一个身高接近一米八的一头雪白短发的气场无比强大的中年女人。天啦，真是桃丽丝·多利！！！

　　桃丽丝非常亲切，走过来和我拥抱，亲吻我的面颊，还说已经认真读过了德国领事馆提供的关于我的资料，很开心晚上和我一起聊天。我惊喜得只会连连说“Nice to meet you”。

　　活动时间快到了，德国人做事一向严谨，会准时开始。我抽空赶紧去搜寻一下，看能不能在老书虫里找到《焦糖》。果然有。我拿到书，翻到有桃丽丝的肖像和《樱花盛开》海报的那一页翻开给她看，她发出了惊呼声，然后紧紧地抱住我，那是一个艺术家在遥远的中国找到知音的开心。

　　那个晚上当然有的聊了，不需要任何准备。

　　我把《焦糖》送给了桃丽丝，在扉页上我用英文写了献词，最后一句是“I love you！”。《樱花盛开》是我非常迷恋的一部电影，我真爱她。

　　那个晚上，小红对我一摊手，说，姐，天上可不是就掉馅饼了嘛！